范仲淹[第3页/共9页]

庆历新政失利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以后又展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走到出世地徐州，不幸病逝，长年64岁。遗著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议》十七卷，《当局论事》三卷（今本为《奏议》二卷）；《尺牍》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补编》一卷。

（八）推恩信，即遍及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分如有人迟延或违背赦文的实施，要依法从重措置。别的，还要向各路调派使臣，梭巡那些该当实施的各种惠政是否实施。如许，便到处都没有隔绝皇恩的征象了。

庆历三年四月，宋夏局势方才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痴肥，而行政效力越来越低，军队数量不竭增加，但内忧内乱不时发作，百姓承担非常沉重，国度财务却入不敷出。很多有远见的人担忧封建国度的运气，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停止鼎新，在严峻的危急面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亲笔写的圣旨催促说：“你们为国经心，不必有甚么顾虑，凡是急需鼎新的事，从速提出来。”并且叫人翻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摆好纸笔，催促他们当即写出鼎新计划。范仲淹一贯主张鼎新，以管理天下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万言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挑选贤明的人作州郡长官，保举有成绩的人当县令，解除社会上的游散怠惰权势，裁汰冗员并打消过分侈费，周到推举轨制，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等。厥后他又常常上书，阐发官方利病和朝政得失。现在他更感觉责无旁贷，但他又深知积重难返，他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赖的了。不过，事情总有个前后缓急；以往耐久安宁局面中堆集的弊端，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肃除呵！”但是国度的危急如此严峻，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时候是担搁不起的，因而范仲淹当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鼎新思惟，很快呈上了闻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鼎新主张，它的首要内容是：（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起落轨制。当时，起落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吵嘴，只以资格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轻易，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汲引有大功绩和较着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范仲淹的曾祖父范梦龄，曾任吴琥国中吴节度判官（姑苏赋税判官），祖父范赞时，曾任吴越国秘书监。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钱 一同投宋，端拱初年（988年）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990年）父亲不幸去世，范家落空了糊口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家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今后，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漫衍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务区划）查抄处所政绩，嘉奖能员，夺职鄙人；遴派处所官要通过当真地保举和检查，以制止冗滥。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陕西主帅夏竦又派尹洙去延州压服范仲俺出兵，范仲俺仍然执意不肯。尹洙见他对峙已见，不由感喟道：“范公这就不如韩公了，韩公曾说过：‘大凡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处’。”范仲俺一听，当即辩驳道：“雄师一动，干系万人道命，竟可置胜负于度外吗？金不敢苟同。”韩琦得知劝不动范仲俺，便冒然决定泾原一起自行出讨。他集结了镇戎军的全数人马，又临时募集了1800名懦夫，全交给副将福带领，出兵后，任福及诸将轻敌贪功，被一小股佯装败退的夏军勾引，离开了原定的行军线路，深切追击，当人困马乏的雄师行至六盘山南麓的好水川口时，俄然鼓角声高文，伏兵四起，宋军堕入了元昊的埋伏圈内，颠末一场血战，任福等诸将战死，死伤万余人，仅千余人力战逃脱。以后，元昊兵指渭州（即今某肃平凉），但不敏捷进步，以免孤军深切，被对方堵截后路，夏辣见西夏逞强，就命驻渭州的宋军主动打击西夏军，成果元昊看准阵势，将宋军围困在定川砦，断水放火，宋军全军淹没。定川砦战后，元昊雄师便无所禁止地直抵渭州，焚劫后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