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第1页/共5页]

称疾引退

澶渊之盟今后，辽宋两边互派使节，礼尚来往，保持了近四十年的战役局面。但因为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因而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威胁，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去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保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偿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高低一片错愕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谈判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之前程莫测，怕出不测，不敢报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保举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管保举，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告别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仲春，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驱逐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弊端回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寂然起敬，只幸亏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白，萧英也毫不粉饰他南行的真正目标。四月，富弼带着仁宗回绝割地，答应“增币”或“和亲”的两套计划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度有急，义不惮劳，何如逆以官爵赂之。”富弼到契丹，辽兴宗访问了他，两边展开了一场唇枪激辩。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甚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水池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要求用兵，而寡人觉得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健忘南朝真宗天子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天子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满是为本身筹算，而非为国度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甚么意义？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乞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当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高低离叛，契丹才得以霸占汴梁，固然掳获金帛充满于诸臣之家，但懦夫健马大多捐躯，终究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律修明，高低一心，北朝用兵能包管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亏损呢？还是天子亏损？若持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获得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小我，其别人何利之有？辽兴宗感觉很有事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加水池水泊始于何承矩，产生在通好之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坏的，民兵是弥补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但是寡人想获得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鼓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渐渐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甚么事理？富弼说：北朝畴昔伐高丽、黑水，奉告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请安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攀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觉得如何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中间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