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李肆能有这个判定的本源，在于他宿世身为记者的经历，加上对清廷乃至康熙的体味。宿世所历诸事，已经充足申明一件事：政治决定本相。广东到底产生了，康熙没有密谍暗探，他只能依托本地官员和胤禛的奏报。以为天子必定有千里眼顺风耳的猜想，都是不体味汗青的想当然。即使满清是中原汗青上集权程度最高的政权，天子威权最重，也做不到这一点，不然不会有雍正下台后加强密折奏事轨制和设立军机处的行动。就是在这康熙朝，当年的陈四案，晋陕两省的官员都能够信口雌黄地说本省没有灾情，还逼得康熙撤掉了刑部尚书等一大帮官员，将因灾流浪的陈四一家打为鸠党，只为了保护他的安宁局面。即便到了苛厉非常的雍正朝，上面的官员还是欺瞒，总结而言，皇权下的官员，欺瞒是常态，诚笃是异态，诚笃不诚笃，不同只是瞒多少和瞒罢了。
再乱下去，随便跳出来个二愣子扯一嗓子，喊十八子当天下的话，事情就完整变质了，他苦心周旋的局势，就要从手中滑落。
“广州城的首尾，那就只能看督抚和四阿哥他们摒挡了。至于德升你这章程……没有转圜的余地么？比如……奉上一些末节，让四阿哥和广东官面有个脸面？”
她嘴里这么说，心中却道，不从速忙起来，怕是要入了心魔，好冷，好巴望他的度量……
李朱绶下认识地就要说我都信不过么”，可接着心中一抖，要谈的必定是见不得光的绝密之事，还是少感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