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事成与不成，他身为国之大臣，都要极力去做。
东林党人担忧福藩即位，有损他们的好处，尽然不顾他们在神宗朝对峙的“立长不立贤”，改成“立贤不立长”，欲用潞藩反对福王上位。
“大樽兄所言在理。”左懋第见王彦满脸忧色，点点头安抚道：“士衡也不必过分忧心，可先言心中之事。”
前一个月，李自成还与清兵在潼关杀得难明难分，后一个月陕西已经尽入清庭之手，而现在王彦又听闻大顺军正沿江东下，贰内心顿时一阵严峻。
李自成虽有二十万众，却不敢直面清军兵锋，遂定下水陆并进，直取南京之策，要与武昌左良玉开战。
《商州志》记：“乙酉年即弘光元年，潼关之战，自成不支，率众东窜。”
从左懋第府中走出，他却发明对于现在局势，他没有一点体例去窜改，内心不由得一阵泄气。
弘光登基，被东林党人视为自神宗朝以来，党争中最大的失利。
对于王彦对史可法的评价，左懋第与陈子龙都没有表示出不快，相反他们也同王彦一样，对史可法存在不小的怨气。
这时襄、荆四府已是大顺军独一节制的地区，镇守该地的白旺向李自成柬言，四府运营一年不足，根底安定，能够守之，但李自成不听，任欲抽调全数兵马，预备东下。
东林党将老福王逼到洛阳，最后还被李自成所杀，与鹿肉同烹之，曰为福禄羹，与人分而食之。
弘光帝朱由崧乃是老福王朱常洵之子，当年国本之争，东林党以“立长不立贤”，保护太祖法律之名，与神宗天子争斗十余年，终究逼得神宗天子将敬爱的老福王放到洛阳就藩，而立他不喜好的宗子朱常洛为太子。
王彦担忧的并非李自成的雄师，而是紧随顺军追杀而来的清军，不过他担忧也没用，他麾下不过两千人马，底子不成能影响湖广的时势。
陈子龙听了，也就不在多问。
三大案联络在一起，不丢脸出东林想以童妃案为冲破口，完整否定弘光帝的合法身份，再借伪太子案，推倒弘光，达到他们另立新君的目标。
三人又筹议半晌，却仍然没有甚么好的对策，王彦与陈子龙便只得告别拜别，临走时左懋第说，他情愿在试一次，按着王彦之言，联络大臣一起上书天子。
自从甲申年以来，局势窜改之快，令人吃惊。
分开左府，陈子龙便去串连熟悉的朝臣。
一部分东林党人是以走向极度，欲推到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随后朝中前后发作的大悲案，童妃案，伪太子案，都不乏东林党人的身影。
李自成大兵东进，清兵尾随而至，湖北重镇襄阳、德安等地前后落于清军之手，荆州城亦陷于清兵重围，大顺守将郑四维见孤城不成守，遂杀大顺荆州防备使孟长庚，开城降清。
自从一片石之败后，大顺与清庭作战，一败再败，丢掉了北方半壁江山，可谓士气尽失，不敢再与清兵接战。
祸不但行，大明朝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江北之事还没处理，大顺又攻打过来，真是雪上加霜。
江山破裂，半壁沦丧，朝廷新立，物质和赋税非常贫乏，但毕竟江南膏腴之地在手，王彦没有想到，府库会到无钱的境地。
东林与天子的冲突几近不成调和，弘光为对抗东林，只得依托马士英，因而党争愈发狠恶。天子与东林势同水火，朝堂不得安宁，导致政务荒废，政令不通，故意办事的官员无不心灰意冷。
三月初，李自成带领二十万众，由襄阳向汉川、沔阳推动，直逼武昌左良玉，但跟着大顺军主力东进，襄、荆四府却变得空虚。
“宁南侯左公麾下拥兵八十万，号称百万。”陈子龙微微皱眉道：“李闯数战清军皆败，士气定然降落，左公麾下耗饷百万，该当能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