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分歧，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气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成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拍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后辈。
文章是干系到管理国度的巨大功业,是能够传播后代而不朽的昌大奇迹.人的春秋寿夭偶然候的限定,名誉欢乐也只能终究一身,二者都停止于必然的刻日,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传播,没有穷期.是以,当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本身的思惟定见表示在文章册本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申明天然能传播后代.以是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奇迹,(周公)不因显达而变动志向.所之前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工夫,这是惊骇时候已经流逝畴昔罢了.多数人都不肯尽力,贫困的则惊骇温饱之迫,繁华的则沉沦于安闲之乐,因而只知运营面前的事件,而放弃能传播千载的功业,太阳和玉轮在天上流转挪动,而人的身材状貌在地下日日朽迈,俄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要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能够说)是(兼收并蓄)没有甚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相互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打量本身(之才,觉得有才气)以衡量别人,以是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类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善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风俗,但是也是与王粲相对抗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但是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彪炳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敷雄浑,刘桢(文章气势)雄浑但(文理)不敷精密.孔融风味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但是不善立论,词采赛过说理,乃至于异化着打趣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善于的(体裁),是(能够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普通人看重前人,轻视古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本身的弊端,总觉得本身贤达.
译文：
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俄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令媛。”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偶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笔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奔之势，而申明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礼，不以模糊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前人贱尺璧而重寸晷，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寒，繁华则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