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辛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此毁之。凡人之大抵，弃取同者则相是也，弃取异者则相非也。古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弃取合而相与逆者，何尝闻也，此人臣之以是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法术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以是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乃至其功矣。何故明之？夫安利者就之，风险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极力乃至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贿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风险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成得亦明矣。故摆布知贞信之不成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绩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吵嘴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繁华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成以得安，我安能无比拟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刚正之不成以得安也，必曰：我以廉洁事上而求安，若无端方而欲为周遭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成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臣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以是弑简公者也。
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壤，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居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此夕盗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居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二人，谓关其思、邻居之父。郑武公以是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以是疑其薄者，不当为己同忧也。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其思、邻父非不知也，但处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见疑，或见戮，故曰处之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贤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成不察。晋人谲取士会于秦，绕朝赠之以策曰：吾谋适不消，其言非不当也，晋人虽觉得圣，后秦竟以言戮之，是亦处知失宜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奖惩必用于后矣。人言成明于贤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摆布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成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极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成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廉洁刚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摆布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以是治齐，而商君之以是强秦者也。从是观之，则贤人治国也，固有令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觉得爱我者危矣，恃吾不成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朴重之道能够得利，则臣极力以事主。朴重之道不成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短长之道以示天下罢了矣。夫是以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衺，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而待目觉得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觉得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当中而明照四海以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领。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能够得免，无服从够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因而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以是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神通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