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学年没有结束，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今后，我便感觉医学并非一件紧急事，凡是愚弱的百姓，即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偶然义的示众的质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觉得不幸的。以是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窜改他们的精力，而长于窜改精力的是，我当时觉得当然要推文艺，因而想倡导文艺活动了。在东京的留门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乃至差人产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但是在冷酷的氛围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道了，别的又邀集了必须的几小我，筹议以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项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当时大略带些复古的偏向，以是只谓之《重生》。
“那么，你钞他是甚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