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想做劳动榜样，而是怕落空事情，临时工随时都能够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当时还没我，恰是大饥荒开端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端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白手走也需五非常钟。一天干下来，人为不到两元。别的两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退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瞥见告密了，当即被辞退。
绵长的夏天，常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长江开端涨水，上游的水仿佛来得慢，一旦到了旺水季，一夜间便会淹没上百米宽的泥滩。这都会之热，没住过的人，不成能明白：从心烧，贴着皮肤的毛孔，火苗般一丝丝地烤。没有风，有风也是火上加热，像在蒸笼里，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
我不敢多想这件事，那一年我的天下闪忽迷离，很多事胶葛在一块，串成一个个结实，就像我行走的巷子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普通，披挂下来。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间是朵红花。如许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谙练地裹烟。堂屋里光芒暗淡，但他不需瞥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凸起，眼神发亮，目力却差到顶点，一到傍晚就甚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感觉父亲如此脾气，必然积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奥妙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体味的人。
母亲一会儿要我如许，一会儿要我那样。我搁下水桶，沉着脸，站在楼梯前不动。
我用心说：“你等不到她，她准是骗你的。”
提起大姐，母亲的脸变得温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谨慎，水淌在三合地盘上。她骂道：“好生点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挂二神。”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眺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船埠。两江环绕的半岛是重庆城中间，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到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滴下一起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渐渐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来临。特别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抄的都会，风景变幻无常，却总那么苦楚莫测。
我家一间正房，只要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实在我们这类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帮衬。窗只在夏季夜里下雨时才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仍然很暗，白日也得开灯。从窗口用力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葛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像野猫，倒像一群人在吵架，筹办豁出命来似的。
讲点脸面的汉半夜里洗，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一盆水重新浇到脚，白裤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透露无遗。我是个小女孩时，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内里，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就瞥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个紧挨一个，挤在独一必经的过道边上，他们乃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