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谓朱紫多知人，以其阅人物多也。张邓公为殿中丞，王东城一见，遂厚待之，语必移时。王公素所厚唯杨大年，私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则取茶囊具茶，他客莫与也。公之后辈但闻取茶囊，则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后辈皆出窥大年，及至，乃邓公。他曰，公复取茶囊，又往窥之，亦邓公也。后辈乃问公：“张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张有朱紫法，不十年当据吾座。”结果如其言。又文潞公为太常博士，通判兖州，回谒吕许公，公一见器之，问潞公：“太博曾在东鲁，必当别墨。”令取一丸墨濒阶磨之，揖潞公就观，“此墨何如？”乃是欲从后相其背。既而私语潞公曰：“异日必大贵达。”本日擢为监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庆历八年登相，至七十八岁，以太师致仕，凡带平章事三十六年，何尝改易，名位昌大，福寿康宁，近世未有其比。
武昌张谔，好学能群情，常自约仕至县令则致仕而归。后登进士第，除中允。谔于所居营一舍，榜为中允亭，以志素约也。后谔稍稍进用，数年间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司农寺，皆要官，权任渐重。无何，坐事夺数官，归武昌，未几捐馆，遂终究太子中允，难道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