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界有一水，号鸟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成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梅龙图公仪宦州县时，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预忧瘴疠为害，至鸟脚溪，使数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为毒水所沾。兢惕过火，睢盱瞿铄，忽坠水中，至于溺毙，乃出之，举体黑如昆仑，自谓必死，然自此旧病尽除，顿觉安康，无复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养鹰鹯者，其类相语，谓之漱。三馆书有《漱》三第，皆养鹰鹯法度及其医疗之术。
唐李翱为《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至于江。”《孟子》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则淮、泗固尝入江矣。此乃禹之旧迹也。熙宁中，曾遣使按图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无复能至高邮耳。
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谓《史记》所载“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
延州今有五城，说者以谓旧有东西二城，夹河对峙；高万兴典郡，始展南北东三关城。予因读杜甫诗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乃知天宝中已有五城矣。
元丰中，庆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傍不肯”。
宋明帝好食蜜渍鱡鮧，一食数升。鱡鮧乃今之乌贼肠也，如何故蜜渍食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蜜拥剑四瓮。又何嗣嗜糖蟹。大略南人嗜咸，北人嗜甘。鱼蟹加糖蜜，盖便于北俗也。现在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庆历中，群学士会于玉堂，令人置得生蛤蜊一篑，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讶之，令人检视，则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做客莫不大笑。予尝过亲家设馔，有油煎法鱼，鳞魆虬然，无下筋处。仆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此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何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兼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庶姓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流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诸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得入者谓之“四姓”。厥后迁易纷争，莫能果断，遂取宿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然阵势相倾，相互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低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别的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四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以内，又如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靖恭杨之类，自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