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过犹不及。八大王桀骜刚烈，虽降却如骨刺卡在朝廷喉间，早外必除而后快；闯塌天自剪羽翼，当然可表忠心，但其分量与首要性无疑大大跌落，身不由己。而我营正处二者当中，正可谓是不偏不倚，中庸佳举。”昌则玉点头说道，“克日熊总理来验兵，八大王与其相争，而主公却与其相处颇顺利，这便是做的好的处所。”
正月初八，熊文灿向朝廷传达了张献忠祈求招安的意向。崇祯在朝议上发问：“卿说这贼杀得尽否？”
赵当世仍然存疑道：“这仅仅是个孤例。如果今后朝廷要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我一定就似本日这般利落。”
赵当世似有所悟：“先生的意义是......”
昌则玉接着说道：“而‘顺朝廷’，无他，关头在那一个‘顺’字。朝廷以招安为驯暴之术，我营亦可借之反为冬眠之道。”
何谓“韬光养晦”？详细到现在的赵营，可用昌则玉的一句话概括。
目睹了张献忠的能量，赵当世更加确信本身提早安排下线的行动是正而无误的。孔庆年通川滇、杜纯臣通东南，赵营今后的生长绝离不开此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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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献忠近似，赵当世这个参将，一样挂在他自家的营头名下，除了一个转警告身，并没有甚么本色上的夸奖。赵当世探听到张献忠向熊文灿上报要求朝廷按十万人额度拨付军饷，只觉好笑更觉张献忠对劲失色。想现在明廷支撑诸多正牌官军都不免面对赋税捉襟见肘的窘境，那里还会理睬张献忠这新降之人狮子大开口的欺诈。
有熊文灿与杨嗣昌一外一内遥相照应，加上薛国观、陈洪范等人的推波助澜，一番会商后，“面谕剿抚原该互用”以及“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等结论已成定局。张献忠接管招安之事由此水到渠成。
昌则玉说道：“主公切莫自限视野，我营现为官军，有了这一层身份在，外援之路可谓四通八达，应有尽有。”而后拈指细数，“部属鄙意，李自成、孔庆年、杜纯臣，起码这三人，联络不成绝。而左良玉、刘国能、陈洪范，我营不成等闲视之。”
与杨嗣昌穿一条裤子的熊文灿也辩论“目前兵马俱以边警尽撤，独一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更说“若此时苦无兵马可发，勿轻言贼易剿，如剿有兵有势，不至成此难结之局也”，大肆拥戴杨嗣昌的论调。
张献忠早在客岁底便因熊文灿的招安而产生摆荡，年初，他在与左良玉等官军的作战中持续得胜，帐下谋士薛正贤乃当朝宰辅薛国观的侄儿，以“约降取繁华”之言趁机鼓动他投顺朝廷。他思来想去，终究以为“诚得国观为主于内，抚可万全”，果断了求抚的心。
而前面对主剿派对招安不竭的质疑，杨嗣昌干脆抬出迫在眉睫的清兵做挡箭牌，再说“国度之兵力实不能兼御夫表里，国度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戛戛乎难之？”
果不其然，十万人的数量一上报，张献忠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倒遭到熊文灿的警告。熊文灿要求西营本日起必须动手裁撤兵马，张献忠当然不承诺，两边长久的“蜜月期”立即宣布结束，开端了新一轮的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