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先拿银矿为例，浙江，福建等地悠长以来是采银之处，以浙江温州一带尤其麋集，岁课占浙江银课半数以上。洪武年间，岁课仅二千八百余两，而永乐年间剧增至八万二千两，以后亦逐年递加。可温州的银矿几近都是薄矿，本地官府为完成岁课，见银便挖，而薄矿开采需投入大量人力，朝廷闸办又层层剥削，本地农夫既要交田赋又要交矿税，悠长之天怒人怨。正统初年，朝廷曾经下诏封穴，撤闸办，但是银课岁额仍旧不减，固然朝廷严禁农夫私采银矿，可大量农夫为了养家糊口仍旧冒险进山开矿。正统十年，在本地官府的重重逼迫之下浙江农夫叶宗留，苍大甲等聚众叛逆。期间，福建又发作邓茂七叛逆，官军两面迎战，直至景泰元年，矿工叛逆方被弹压住，前后起起落落用时六年，影响甚大。过后朝廷一度减少银课，但是明白人多少都晓得，“岁进银”固然少了，可真正的岁入只会有增无减。
俄然，胡滢一拍椅子，道：“啊呀。我真是老胡涂了。说了半天，差点把大事给忘了。”
过了一日，傍晚时分，刚从乡间返来的柴管家兴趣盎然地向丘胤明提及了极乐寺里新近从洛阳移栽的多株极品牡丹。柴管故乡间的本家三代都是花农，以是柴班对花木亦是情有独钟，一提到名花便是滚滚不断。丘胤明听着柴管家眉飞色舞的陈述，心中俄然想到，教员胡滢夙来爱花，正愁着日前请他帮手，也没甚么东西可送，这下恰好。因而次日一早托柴管家到极乐寺向寺中和尚去买几株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