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帝永元九年到东汉末，处於对复仇的严格节制期，拔除了《轻侮法》，为父母报仇也要遭到严惩了。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遭到奖惩，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逃亡了。在这个期间，虽对复仇的行动严格节制，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制止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阳球。
西汉时是一在关中，二在颍川、南阳、河内、洛阳，三在太原、上党等地。
颍川等地在先秦时是韩、魏故地，战国时这里的复仇风习就非常流行，孟子还专门讲过。西汉时很多为人复仇的侠者都是这里的人，如郭解、韩孺、剧孟、薛况。时人对这个地区重於报仇的民风是感受分歧的，西汉中期的邹阳说：“韩魏时奇节”，奇节就是指为人报仇之风。两汉之际，寇恂也对刘秀说：“颍川剽轻”，复仇风盛，建议以精兵驻守。
董子张的父亲被村夫所害，厥后董子张抱病，快死了，郅恽去看他，董子张歔欷不能言，郅恽对他说：“我晓得你这不是在哀伤你要死了，而是因为你的父亲仇还没报，你活的时候我不能帮你，你快死了，我帮你复仇。”说完就带来宾去杀了董子张的仇敌，取其头来见董子张，董子张见而断气。郅恽时为县门下掾，是个县吏，去县中自首。县令有点游移，恽曰：“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县令跣足追恽，没追上，遂也去到狱中，拔出剑横在脖上威胁郅恽说：“你不跟我出来，我就他杀。”恽得此乃出，因病去。
因为母亲遭到欺侮而杀人的另有一个：阳球。“阳球，字刚正，渔阳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剑，习弓马。性峻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纪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着名”。阳球是灵帝年间的名臣，当过司隶校尉，大杀寺人。
因这类民风，社会上遍及存在对复仇者的怜悯和支撑，当时的官吏如果给复仇者弛刑或者放走他们，会获得官方的奖饰。
汉末名臣胡广也放过复仇之人。汝南郡兵曹掾王子祐杀了陈公思的叔父，陈公思就杀了他，为叔父报仇，然后“还府归死”，“时太守太傅胡广觉得公思回想叔父，仁勇昂扬，手刃仇敌，自归司败，便原遣之”。
越是战乱，复仇越烈。曹植《精徵篇》：“丁壮报父仇，身末垂功名”，《结客篇》：“结客少年扬，抱怨洛北芒”。结客，就是交友来宾。
最年青的复仇者大抵是绵竹少年左乔云，年十三杀了打伤他养父腿部的县吏，“以锐刀杀吏”，接着大抵是夏侯惇，年十四杀了欺侮他教员的人，“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人，由是以烈气闻”。
对两汉的复仇之风，荀悦曾经做过一番阐述：“或问复仇古义也。曰：‘仇，复仇可乎’？曰：‘不成’。曰：‘但是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荀悦以为既要靠法律来束缚，也要通过避仇来制止复仇行动的滋长。
吴祐之以是会这么做，与当时的风另有关：“《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
许仲为母复仇之事是来自史乘记录的一个故事：东汉时安丘男人毋丘长“与（母亲）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毋丘长遂杀之为母报仇，然后逃往胶东。不过后继的故事和书中分歧：安丘县吏追踪到胶东抓住了毋丘长，时为胶东侯相的吴祐对他说：“你的母亲见辱，这是情面所耻，但是真正的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你现在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毋丘长以械自系，说：“国度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祐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有身。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故报吴君乎？”乃啮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这个故事在《后汉书·吴祐传》里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