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张的父亲被村夫所害，厥后董子张抱病，快死了，郅恽去看他，董子张歔欷不能言，郅恽对他说：“我晓得你这不是在哀伤你要死了，而是因为你的父亲仇还没报，你活的时候我不能帮你，你快死了，我帮你复仇。”说完就带来宾去杀了董子张的仇敌，取其头来见董子张，董子张见而断气。郅恽时为县门下掾，是个县吏，去县中自首。县令有点游移，恽曰：“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县令跣足追恽，没追上，遂也去到狱中，拔出剑横在脖上威胁郅恽说：“你不跟我出来，我就他杀。”恽得此乃出，因病去。
秦汉之际，复仇是被视为公理的。
《春秋》讲了很多复仇的故事。董仲舒说：“《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子不复仇非子也。”最驰名的苏不韦，复仇的工具是国度的财务部长，因此人防备森严，难以动手，就挖了此人父亲的坟，断其父之头，却获得了郭林宗的赞誉：“力唯匹夫，功隆千乘”。
灵帝时的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在光和二年於县都亭前杀了仇敌，然后去自首，当时满城百姓去看，“倾城奔往，观者如堵焉，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最后被县尉“强载回家”，无罪开释。不止如此，当时的凉州刺史、酒泉太守还“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给她刻石立碑，以显其家流派。
再说一下两汉时复仇民风最烈的处所：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约莫七十年间，对复仇的节制是败坏的。桓谭曾上书朝廷，力主严惩复仇者，但遭到了光武帝的萧瑟，能够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惟之影响。章帝建初五年制定了《轻侮法》，明白规定从宽措置为父母报仇之人。这条法律一向持续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最年青的复仇者大抵是绵竹少年左乔云，年十三杀了打伤他养父腿部的县吏，“以锐刀杀吏”，接着大抵是夏侯惇，年十四杀了欺侮他教员的人，“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人，由是以烈气闻”。
郅恽是东汉初年的名臣，曾因遵循规定挡过因为出去射猎而晚归的光武天子入城门，给皇太子教过书。
和帝永元九年到东汉末，处於对复仇的严格节制期，拔除了《轻侮法》，为父母报仇也要遭到严惩了。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遭到奖惩，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逃亡了。在这个期间，虽对复仇的行动严格节制，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制止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阳球。
对两汉的复仇之风，荀悦曾经做过一番阐述：“或问复仇古义也。曰：‘仇，复仇可乎’？曰：‘不成’。曰：‘但是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荀悦以为既要靠法律来束缚，也要通过避仇来制止复仇行动的滋长。
放走复仇者的不止有官吏，另有天子。“宁叔，字茂泰，广汉人，与朋友张昌共受业太学。昌为河南大豪吕条所杀，叔杀条，自拘河南狱。顺帝义而赦之”。
书中许仲见仇家有病而不杀之，也是化自汉书记录的一个故事：“赵憙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憙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来去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拒者。憙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他的仇敌们厥后病愈，“悉自缚诣憙，憙不与相见，后竟杀之。”赵憙是东汉名臣，厥后当过平原太守，当过太尉，被封节乡侯，章帝的时候又当过太傅，“建初五年，憙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正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