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的性子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停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及天下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普通商报酬工具；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互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重视社会信誉，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相互分野、相互衔接的处所。票号集合精力运营各地的来往汇兑，把有关处所性子的停业，逐步让与钱庄。在一些处所，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拜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十、汇兑庚子赔款。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代表清当局与本国侵犯者签订了《辛丑条约》，此中规定付各国战役赔款45000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223万两。清当局为付出赔款，除从国度财务支出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分摊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而山西票号则承担了庞大赔款的汇解任务。
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荒，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承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220万两，匀作12次每月分摊，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托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
8、赈款。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施助。光绪十二年（1886）直隶水涝成灾，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罹难，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元丰玖票号3000两解赴山东。
1、对商号钱庄存放款。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撑商号、钱庄的运营活动，以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1852）为例，存款给商号：
3、汇兑京银。咸丰时，承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斗阶段。八年（1858）承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营，乘胜占据姑苏，两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苦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泼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这类环境下，各省、关已没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如咸丰十一年（1861）各省应解京响700万两，实际只解送到100万两。清当局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仲春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同治二年（1863），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会由山西贩子创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贩子创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是年六月，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因直隶门路梗阻，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是年八月，又将地丁、盐课、土税、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在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别离汇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