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虞世基在这份奏章中列举出的杨广为抚绥江南而采纳的诸如推行均田制、亲入佛门倡兴佛教等各项行之有效的行动比拟，本身前几日向父皇建言面向江南富户募征粮食的那道奏章实在不值得一提，反而有印证虞世基奏章，提示父皇在杨广的管理下，江南已成为天下富庶之地之嫌。
因而，他当即复书夏侯福，命他紧紧揪住张仓资匪这件事，操纵张衡要张伯和亲身解运粮食到河北的机遇，给张衡施加压力，逼迫张伯和前去劝降其弟张仲坚，待张伯和没法劝降张仲坚以后，便能够坐实张伯和通敌谋逆的罪名，进而达到诽谤杨广的目标了。
转眼就到了初夏时节，遵循近几年的常例，每逢入夏，天子都要留太子在长安监国，携皇后、嫔妃前去歧州的仁寿行宫避署乘凉，直至秋凉方回长安。
但是，天不遂人愿。张伯和被迫分开广陵，解运粮食北上后不久，在路上染上了当时被视作是绝症的虐疾，勉强支撑到了并州，向汉王杨谅交割罢所捐募的粮食后就一病不起，半个月后竟在并州不治身亡了。
又过了近半个月，终究有眼线来向杨勇禀报，天子已筹办携皇后、嫔妃们前去歧州避署去了。杨勇得报大喜，遂将萧子宝等一班亲信朝臣调集来东宫，提早向他们分拨了皋牢朝臣的差使，只待天子、皇后的銮驾一分开长安，便能够分头行动了。
无怪乎杨凌想破了脑袋，也没能想清楚东宫为何非要致张伯和于死地。实际上，促使太子杨勇严令夏侯福逼迫张伯和北上劝降张仲坚的并非别人，恰是将捐募粮食弥补北境所需的张衡。
更令杨勇感到不安的是，迩来从宫中传出动静称，几个月前名义上是前去广陵传诏并回籍探亲的内史舍人虞世基实则是奉父皇杨坚密旨，前去江南考查二弟杨广这些年来抚绥江南获得的各项政绩的，并且虞世基不久前回朝后，在写给父皇杨坚的禀报奏章中，盛赞杨广文武兼备，抚绥江南有功，已使江南安稳融入了大隋的边境。
黄门侍郎职掌大兴宫门禁，卖力向天子呈递奏章等事项，固然品秩只是从三品，与张衡之前的品秩不异，倒是天子极其看重的一个官职，若非天子极其信赖的官员，是决不会被委以黄门侍郎这一官职的。
紧接着，隋高祖杨坚下达的第二道诏旨，便解开了杨勇心中的这一迷惑，但也使得他堕入了发急不安当中：诏命太子随驾前去仁寿宫避暑，晋王杨广留京监国。
朝野尽知，张衡自杨广幼年出镇河北时就跟随其摆布，是杨广身边的头号谋士，父皇在离京避暑前为何会俄然调张衡回朝改任黄门侍郎一职，杨勇不由得在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恰在这个时候，他安插在江南的亲信，建康司马夏侯福给他发来了一封手札，向他陈述了广陵张家的二管家张仓在岭南通匪资匪的案情。杨勇看罢这封信，遂产生了操纵张仓通匪资匪这件事打击杨广，试图通过坐实广陵张家谋逆的罪名，给父皇杨坚形成杨广贻虎为患，姑息养奸，抚绥江南不力的印象，以挽回对本身极其倒霉的局面。
前面我们说了，高颖罢相后，萧子宝给杨勇献上了三条应对之策以确保储君之位不失，别离是寻良医医治独孤后的沉痾、向杨坚建言诛杀南陈后主陈叔宝和向江南富户捐献粮食弥补北境之需。
杨勇颠末慎重考虑，临时搁置了萧子宝提出的第二条战略，只向父皇杨坚建言在江南捐献粮食运往北境储放，以备不时之需。
循例，天子在每年离京前去仁寿行宫避暑前，都会下达一道诏旨，明白在本身离京后，暂由太子留京监国，除触及重雄师务、灾荒等告急事件，概由太子主持措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