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功是《铁面急前锋》着墨最多的法官。当多起针对武则天的兵变被官军敉平，政治整肃接连展开，各种冤假错案，连累千百无辜，徐有功勇于当庭抗辩，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好几次，他与武则天面劈面比武，为被诬之人洗刷罪名。很多连坐的家眷，被判发配放逐，也因徐有功据理力图，终究让武则天不得不“以有功所议断放”，得以无罪开释。如许的环境，多达三百余例。也是以惹火烧身，他几度被来俊臣之类的同僚诬告，遭到过贬职、放逐，还被判过极刑。
固然希少，“骨头”还真有。因为没有轨制保障，法官的骨头还很硬，不怕贬谪放逐杀头，再大的风险都敢担。另一方面，面对庞大的风险，他们在法律素养上对本身要求很高，毫不逞一时之愚勇。卢建荣说，这就叫智勇双全。想想也是，若非如此，他们不成能在毫无但愿的政治格式里缔造公理的古迹。
所谓冥判，也即阳间审判。这一看法产生于先秦，到了隋唐期间，因佛道昌隆而根基定型。“生前作歹，身后受惩”，是为冥报。推而广之，法官生前断案不公草菅性命，到了阴曹地府更会遭到阎王的严惩，这一信奉对法官的行动有很强的束缚力。究竟上就在徐有功等人秉公法律之时，大谈司法事情伦理的册本《冥报记》、《冥报拾遗记》和《法苑珠林》广为风行。此中第一本书的作者恰是唐太宗期间担负过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首长的法官唐临。
但是良序的别的两个要素：法治和卖力制当局，在中国的汗青中一贯是稀缺之物。所谓卖力制当局，意味着统治者要对治下的公众担叛逆务，并把他们的好处置于本身好处之上，这实在太难为君主了。儒家传统的一大服从就是通过教诲的体例，促使统治者在官僚士大夫的帮部下，接管经邦纬国的练习，感受本身对公众的任务。但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轨制，也没有法度上的限定，因此将其称为品德卖力制仍属勉强——它让中国老是堕入好天子与坏天子的循环更迭，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汗青宿命。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中唯一正式的卖力制是向上而非向下的，基层官吏对下级卖力，下级官僚对皇上卖力，公众的好处从未真正获得体贴。
为甚么在苛吏横行一派肃杀的政治环境中，另有徐有功那样的人？卢建荣对此的解释是本书最有新意的部分。除了武则天的些许容忍，他以为另有几个启事值得正视。比如北齐以降以迄隋唐之际的教诲传统，包含官学私学，都把法律知识的传承担作重点，从而培养了多量熟谙成文法典的法学人才，也孕育了具有法条主义性子的新传统。卢建荣将这百年来的汗青过程称为抛弃风俗法，走向成文法的“造律活动”。
真正的卖力制必须轨制化、法度化，这就牵涉到另一个要素——法治。但是与任务制比拟，中国的法治就更加缥缈了，乃至无从谈起。如果有人用法家思惟来辩论法治的有无，那他就错得太离谱了。法治的根基含义是，无人能够超出于法律之上，国王或天子也得受其束缚，不成随心所欲。而中国的法家思惟恰好相反，除了君主，法家不承认任何权威和标准，更不消说甚么法治了。他们心目中的法律，只反应统治者的意志，而非社会的品德共鸣。如许的法律，清楚是号令罢了。
西方人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从轨制上落实法治的设法，这在2000多年的帝制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故而台湾学者卢建荣说得没错，“一部中国人权史就是一部政治超出司法的汗青”。这句话出自《铁面急前锋》一书的自序。冲突的是，卢建荣写此书的目标，倒是要从完善法治架构的中国汗青中，找出闪光的法官个例，这岂不是鸡蛋里挑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