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六合，礼毕，推恩百僚，宰相以下迁官一等。时参知政事三人，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兵部，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而知白独恳辞数四，上敷谕，终不能夺。王曾闻之，亦乞寝恩命。上曰：“知白无他意，但以卿为谏议大夫，班在上，己为给事中，鄙人，以是固辞，欲品秩有序尔。”因而从知白所请，而优加名数，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并赐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执七人，自文彦博仍前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除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除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挚除中书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枢密院安焘不迁，乃自正议大夫特转右光禄。焘上章辞，令学士院降诏不允。学士苏轼觉得：“朝廷岂以在朝六人，五人进用，故加迁秩以慰其心？既无授受之名，仅似姑息之政，欲受命草诏，不知所觉得词，伏望从其所请。”御宝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准圣旨进入。”焘竟辞，始免。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参政拜右相，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元居倬上，不得迁，朝论谓宜进为使。学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觉得言，高宗不准。绍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极，拜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相，参政陈骙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少傅，乃系特迁，且非覃恩，正固辞，乃止。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仲春，左补阙韦庄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圭、罗邺、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落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署。”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罚。次年天复元年赦文，又令中书门下挑选新落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因而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落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校书。按落第记，是年进士二十六人，光问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颜居末级。昭宗当斯时离乱极矣，尚能眷眷于寒儒，其可书也。摭言云：“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特敕授官，制词曰：‘念尔落第之际，当予归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时谓此举为五老榜。”(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绍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特进、右丞相，议者或谓国朝无宗室宰相，且转官九级非故事。赵上章力辞，不肯入都堂莅职。越六日，诏改除枢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议大夫、枢密使。迈考按故实，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议大夫、中书侍郎拜特进、少宰，凡迁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吴敏自中大夫、知枢密院，拜银青光禄大夫、少宰，亦迁八官，敏辞之，但以通议就任。秦桧当国，以其子熺为中大夫、知枢密院，已而除观文殿学士，恩数如右仆射，遂暗转通奉大夫，逾年，加大学士，径超七秩为特进，熺处之不疑。舍此三人外，盖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枢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时以陈执中为昭文相，竦为集贤相，御史言：“竦向在陕西，与执中群情不协，不成同僚政地。”因而贴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报相麻，后报枢制，乃是经日已久，因固辞以然。又按国史，明道二年，宰臣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同日罢，士逊以左仆射判河南府，崇勋以节度使、平章事判许州，明日入谢，崇勋班居上。仁宗问之，士逊奏曰：“崇勋系使相，臣官只仆射，当鄙人。”即再锁院，以士逊为使相。是时，学士盛度当制，犹用士逊作相衔，论者非之，谓利用仆射、河南为前衔也。乾道二年，叶颙之前参知政事派遣，为知枢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迈当制，以新除知枢密院结衔。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阅八日，故称新除特进、右丞相。二者皆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