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觉得，进京勤王一事，实属空言，于皇上无半点好处。"李鸿章少年得志，锋芒毕露，说话办事，向来不知忌讳。这一点，与曾国藩大不不异。
曾氏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沅弟于十九早专二人送信，劝我速移东流、建德，情词恳恻，令人不忍卒读。余复书云：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读弟此信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于二十四日移营东流，以慰两弟之心。"
不久，曾国荃从安庆火线来函，几近以要求的口气请大哥速移营东流。曾国藩读毕大受打动，并由此想到李鸿章是至心为他着想，也由此减轻了对李元度的怒斥。这年夏季，曾国藩终究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搬到了长江边的东流。
"有些话不便写在纸上，我想和恩师面谈。"李鸿章答复。
薛福成《庸庵条记》中《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尽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图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沦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独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磨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 弟子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弟子亦将告别，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曾氏在安徽南端祁门县接到由军机处寄来的上谕："本日胜保奏夷氛逼近关下，请飞召外援以资挟击一折。据称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逆夷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奋身扑进兵刃相接，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兵丁不能奋身击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猱进，与贼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惩创。请饬下袁甲三等各于川楚勇中，共遴选得力多少名，派员管带，即行启程，不日赴京，以抒难急等语。逆夷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有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天涯。僧格林沁等兵屡得胜，都城戒严，景象万分危急。现在虎帐川楚各勇均甚得力，着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并着庆廉于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遴选得力者数千名，即派副将黄得魁、游击赵喜义管带……均着兼程进步，不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迁延，坐视君国之急。唯有殷盼大兵云集，迅扫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抓紧各谕令知之。"据陶宗亮《归庐谈往录》中说，曾氏将这道上谕交幕僚们会商，绝大多数幕僚主张奉旨派兵北上勤王。只要少部分人以为当前军情严峻，不能抽出兵力，但又找不出得当的来由来回绝，惟李鸿章阐发透辟。他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媾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行动得失，切宜慎重"，是以他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
"恩师，我没有写条陈。"李鸿章出去了，一眼瞥见桌上散开的一大叠纸，知曾国藩仍在为此事忧愁。曾国藩这才想起，大家都上了条陈，唯独李鸿章一人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