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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明史》：初，廷弼之出关也，化贞虑夺己兵权，佯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受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会震孺奏经、抚反面，中有化贞心慵意懒语，廷弼据以刺化贞，化贞益不悦。及化贞请一举荡平，廷弼乃言：“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当是时，中外举知经、抚反面，必误疆事，章日上。而鹤鸣坚信化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
7.《明史》：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谓出、嘉栋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刺廷弼，诋之垣清闲故里，不称任使。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海军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建功赎罪，安在天津？”廷弼知摆布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成用，西部不成恃，永芳不成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统统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场事重，无敢言其短者。
4.《明史》：之垣方与所司议兵饷，而化贞所遣都司毛文龙已剿袭镇江，奏捷。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海军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命既下，经、抚、各镇互张望，兵不果进。顷之，化贞备陈东西景象，言：“敌弃辽阳不守，河东沦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兵部尚书张鹤鸣觉得然，奏言时不成失。御史徐卿伯复趣之，请令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会化贞复驰奏：“敌因官军光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因而兵部愈促进师。化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关，次右屯，而驰奏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化贞卒无功而还。
5.《明史》：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统统士马、甲仗、糗粮、堡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坚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罢了。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龉。而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讨厌之。
6.《明史》：毛文龙镇江之捷，化贞自谓发踪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搏斗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平。廷弼又显诋鹤鸣，谓：“臣既任经略，四方救兵宜听臣调遣，乃鹤鸣独自发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问调军之数，经今两月，置不答。臣有经略名，无实在，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鹤鸣益恨。至玄月，化贞犹言虎墩兔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廷弼言：“抚臣恃西部，欲以不战为战计。西部与我，进分歧进，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余里，敌分兵来应，亦须我自撑拒。臣未敢轻视仇敌，谓可不克服也。臣初议三方安插，必使兵马、东西、舟车、刍茭无一不备，而后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以守。今临事中乱，虽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卜一举胜利，而臣犹有万一不必定之虑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贞兵亦不敢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