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明史》：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统统士马、甲仗、糗粮、堡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坚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罢了。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龉。而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讨厌之。
3.《明史》：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阵容。又发圣旨怜恤辽人之出亡彼国者，召个人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节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气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授予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发展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帝立从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赐一品服以宠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权、定职掌八事，帝亦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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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史》：之垣方与所司议兵饷，而化贞所遣都司毛文龙已剿袭镇江，奏捷。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海军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命既下，经、抚、各镇互张望，兵不果进。顷之，化贞备陈东西景象，言：“敌弃辽阳不守，河东沦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兵部尚书张鹤鸣觉得然，奏言时不成失。御史徐卿伯复趣之，请令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会化贞复驰奏：“敌因官军光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因而兵部愈促进师。化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关，次右屯，而驰奏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化贞卒无功而还。
9.《明史》：时叶向高复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廷臣惟太仆少卿何乔远言宜专守广宁，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成信，款赏无益，给事中赵时用言永芳必不成信，与廷弼合。余多右化贞，令毋受廷弼节制。而给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贞尚方剑，得便宜把持。孙杰劾一燝以用出、嘉栋、卜年为罪，而言廷弼不宜驻关内。廷弼愤，上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流派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反面，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有望矣。”帝以两臣争言，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抗违不遵者定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乃下廷臣集议。
7.《明史》：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谓出、嘉栋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刺廷弼，诋之垣清闲故里，不称任使。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海军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建功赎罪，安在天津？”廷弼知摆布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成用，西部不成恃，永芳不成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统统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场事重，无敢言其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