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重视的是，直到戊戌年即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同道们对于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谭嗣同（1865―1898）在变法活动失利的壮烈殉难，作为思惟家他比康有为本人通俗多了。他写了一部《仁学》，将当代化学、物理学的一些观点引入了新儒家。他在这部书的开端，列举了一些书，申明要读《仁学》必须先读这些书。在这个书目中，有关西方思惟的书，他只提到《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究竟很较着，当时的人的确不晓得西方的哲学，他们统统的西方文明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根基上限于天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
我们研讨董仲舒的时候，已经读过他关于孔子的奇谈怪论。康有为的说法比董仲舒更有过之。我们已经看到，在《春秋》中，更在汉儒的注释中，以及在《礼记》中，有所谓“三世说”，即天下的进步颠末三个期间或阶段。康有为重生了此说，加以解释说：“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西欧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承平矣。孔子已预知之。”这些话是他1902年在《论语注》卷二中写的。
因为汉学家侧重于当代文献的笔墨解释，他们在订正、考据、语文学等范畴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他们的汗青、语文学和其他研讨，的确是清朝文明最大的奇特的成绩。
但是在清朝，儒家的正统职位空前加强，谁若说新儒家不是纯粹儒家，就即是说新儒家是假的，是错的。的确，在新儒家的反对者看来，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它大要上合适本来的儒家，更轻易欺哄人，从而把人们引上歧途。
但是20世纪不是宗教的世纪，跟着基督教传入中国，也一起传入了或附带传入了当代科学，它是与宗教相对峙的。因此基督教本身的影响在中国遭到了限定，而孔教活动也就短命。但是，颠覆清朝建立民国以后，1915年草拟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有一个康有为的信徒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孔教为国教。对于这一点展开了狠恶的争辩，最后达成让步，在宪法上规定中华民国采取孔教，不是作为国度的宗教，只是作为品德练习的根基原则。这部宪法从未实施，今后再也没有传闻按康有为那种意义以孔教为宗教的话了。
在这里不必详细考查中国人最后打仗西方文明时所采纳的态度。这里只说，到明朝前期，即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很多中国粹者已经对当时耶教布羽士传入的数学、天文学深有印象。如果欧洲人把中国及四周地区称为“远东”，那么，中国人在与欧洲人打仗的初期就把欧洲称为“远西”，即“西欧”。在此之前，中国人已经把印度称为“西天”，当然只要把印度以西的国度称为“西欧”了。这个称呼现在已经不消了，但是直到上世纪末还是常用的。
刚才提到，在16世纪、17世纪，布羽士赐与中国人的印象，在其宗教方面，远不如在其数学、天文学方面。但是厥后，特别是在19世纪，跟着欧洲军事、产业、贸易上风的增加，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却呼应地式微，中国人这才日趋感遭到基督教的动力感化了。19世纪发作了几场教会与中国人的严峻抵触事件以后，为了对抗西方越来越大的打击，就正在19世纪末，闻名的政治家、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