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4页/共5页]

王羲之被中国人称为书圣，在中国传统艺术史上的职位无人能及。他各体书法都写得非常好，都达到当时的最高程度，尤以楷书、行书、草书最为精美。他写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古今行书第一帖，对此没有任何人提出贰言。他的儿子王献之字也写得非常好，几近达到了跟父亲并驾齐驱的境地，书法史上合称“二王”。

在魏晋南北朝期间，自东晋今后，北方就为胡人所占据，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好几个朝代。中国文明在长江南北本来就有辨别，到这时辨别就更较着了。这一点在书法上也有反应。北朝的书法持续保存着魏晋之前的古朴，窜改不太大，而南朝的书法却逐步变得“当代化”起来，趋势流丽。北朝的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大多刻在石碑上，南朝的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大多写在绢纸上，又称“帖”。清朝的大臣、大学者阮元特别重视到魏晋南北朝时南北书风的分歧，以为北方的书风刚健，南朝的书风骚美。今后，谈到中国书法就有了所谓碑派与帖派、碑学与帖学之分。阮元倡导以北碑的刚健来弥补帖派的不敷，这个主张当然也不无事理，但厥后被包世臣、康有为大肆鼓吹，仿佛碑派赛过帖派，碑派比帖派还正宗，这就未免言过实在了。实在帖派无疑是中国书法的正宗，因为中国书法特别是二王所初创的“近体”书法，本来就是用羊毫写在绢上或纸上的，流丽是必定也是最正宗的特性。至于碑派（或称北碑或称魏碑），其以是较为刚健，是因为用刀刻在石头上的原因，但用刀刻在石头上毕竟不是中国书法的本来脸孔，而是为了保存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是碑刻，多数还是要先用笔写好再刻。以是恰当倡导北碑，以其刚健之风弥补帖派的某些不敷是能够的，如果硬要把北碑视为正宗，偏要用羊毫写出刀刻的味道，就未免矫枉过正了。仿佛马拉车、牛犁田，本是顺其天然，现在非要用马来犁田、用牛来拉车，当然也能够，但必然要说如许才对，那就有点莫明其妙了。

王羲之练习书法是很刻苦的，他曾经说过：“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令人耽之如果，一定后之也。”张芝是汉朝驰名的草书家，练习书法非常勤奋，把一池水都写黑了，王羲之就说：我如果像他如许勤奋，不会输给他。这话里有自大，同时也申明勤奋的首要。王羲之没有说过他是不是也把一池水写黑了，现在倒是有几个处所留下了王羲之的洗砚池。王羲之在书法高低的工夫明显不比张芝少，厥后的成绩也比张芝更大。在书法上不下苦功是练不出来的，《晋书·王羲之传》里讲，王羲之在书法上本来还赶不上庾翼和郗愔，暮年却超越了他们和其他统统人，可见他是下过苦功以后才达到更高境地的。明天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自命为书法家的人，还没有练过几年字就自称书法家，实在是好笑。另有一些人老想取巧，自命前卫，笔划的根基功还没把握好，就在字的大小、倾斜、奇形怪状上做文章，把一幅字弄得像一幅画一样，偶然候连甚么字都完整认不出来，这不是写字，而是画字。中国的书法跟绘画相通，但毕竟是两种艺术，书法是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书法能够创新，但是应当在写字上创新，不是用画字来冒充创新。那种画出来的“书法”，即便也有赏识代价，也只能叫作线条的艺术，是一种特别的受中国书法开导的线条艺术，能够自成一类，不必称为书法，更不必称为中国书法。因为字是一种标记，标记就有能指与所指，如果写得叫人完整看不懂，那就只要能指，没有所指，就不成其为标记，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字，因此也就不是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