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崩溃；下凌辱、上式微；诸侯国君尽情征讨别人；士大夫私行干预朝政；礼教从团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但是周文王、周武王初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竭地持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嗣尚能守定名位。为甚么如许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因而向周襄王要求答应他身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法，周襄王没有准予，说：“周王轨制较着。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情愿隧葬，又何必叨教我呢？”晋文公因而感到害怕而没有敢违背礼法。是以，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统领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但是颠末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超出于其上，这是为甚么呢？只是因为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权势都大得足以摈除国君而自主，但是他们到底不敢如许做，莫非是他们力量不敷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惊骇奸夺名位僭犯成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凌辱鄙弃国君，朋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各位于诸侯国君当中，如许做就使周王朝独一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数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洁净！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法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抵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故言之？昔晋文私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准，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因而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但是卒不敢者，岂其力不敷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戋戋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周文王归纳摆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高贵，地寒微，阳阴因而肯定。由低至高摆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高低干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固然周王室的官吏职位不高，在书中摆列挨次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贤人对于君臣干系的存眷。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残暴昏君，敌手又赶上商汤、周武王如许的仁德明主，令群众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以是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代替纣王，成汤创建的商朝便能够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建国之君太伯也能够永享祭奠。但是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度灭亡也不肯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毫不成是以粉碎。以是说，礼教中最首要的就是职位高低的辨别。
所谓礼教，在于辩白贵贱，排比亲疏，讯断万物，措置平常事物。没有必然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示。只要效名位来别离称呼，用器物来别离标记，然后高低才气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底子地点。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如何能伶仃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回绝了犒赏的封地，却要求答应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以为不如多犒赏他一些封地，唯独名位和器物，毫不能假与别人，这是君王的权柄意味；措置政事不对峙原则，国度也就会跟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等候孔子为他崐措置政事，孔子却先要建立名位，以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代价；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混乱，国度高高攀没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藐小之处产生而逐步生长明显的，圣贤考虑长远，以是能够谨慎对待藐小的变故及时予以措置；凡人见地短浅，以是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改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见效大；挽救已较着的大害，常常是竭尽了尽力也不能胜利。《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酷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措置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以是说，辨别职位高低最首要的是改正各个品级的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