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冷静地听着，看着他。
我第一次看到了另一个他，我不晓得哪个是实在的他。但是我必然要分开他，远远地分开，我不想再见到他。他看着我，还是没有神采：“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不听！”我决然地打断他――我向来没有那么打断过他，这是第一次，也是独一的一次。
一阵风从窗户吹出去，吹在我的光膀子上。我打了个暗斗。阴暗的光芒下，我模糊约约瞥见了那面军旗。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军旗前发誓的时候眼中的泪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军旗指引下正步通过检阅台沙哑的标语声。我还记得我的陈排倒在10000米武装越野场上拉枪栓逼我走的嘶吼。我还记得甚么？还记得苗连的一只掉进脸盆的假眼。另有穿戴戎服的小影……另有呢？生子他们……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本身当时在想些甚么。到底是个甚么思惟过程，很乱，真的。
“第一个做实验的，是这位将军的儿子。”他渐渐地说，然后戴上本身的玄色贝雷帽。我还在看着他。
一向就那么听他说。
很多年之前，一个18岁的陆军上等兵和一个40多岁的陆军上校就那么肩并肩地站在一个小山上。上校在说本身的旧事。上等兵在冷静地听着。厥后这个上等兵曾经对阿谁上校说，你哭了。上校就不承认，一向说没有没有。上等兵就再也没有问过。永久也没有问过。
就为了这一句。很简朴的目标，没别的。这就是我的抨击――我不干了！你让我大学毕业今后返来做军官？！――我不干了！并且我现在就走！我远远分开你这个狗头大队！我回我的步兵团窥伺连去找我的苗连――他不是战将只是个连长，就是死他也会跟我在一起！不像你，把我们推出去，你还在批示所的大帐篷内里对着舆图和沙盘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