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奖饰欧阳修“蓄品德而能文章”。欧阳修本身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又说过:“大略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分则发为文者辉光。”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干系看得非常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糊口中的“百事”密切联络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即是“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详细。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代。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以后,惟孟轲最晓得,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摄生送命为霸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 知而近者,盖切于究竟罢了。”欧阳修的这些话,固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终究是取其“切于究竟”,这一点非常首要。这就与宋朝的道学家之“道”有所分歧了。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甚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攻讦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白,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白地攻讦宋朝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贤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以为,作为“君子”,应当“以修身治报酬急,而不穷理觉得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谈吐。欧阳修的道分歧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反对佛老。他有《本论》高低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何如。是果不成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以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以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 “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能够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分歧的,但辟佛的体例,则有些分歧。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可否处理题目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还是墨客之论。如许的实际也并没有超越韩愈。以是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乃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即是韩愈。韩愈比较陈腐,欧阳修则比较实在。并且,在出处进退、立操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害怕,又远在韩愈之上。固然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澎湃,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当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构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惟特性和蔼概特性。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正视作个谏官。正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类似之处。比方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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