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第2页/共12页]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首要成绩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以为《易》之《系辞》不是“贤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觉得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觉得传也。”②欧阳修还以为，不但《系辞》不是“贤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贤人之作”。他在《易孺子问》里说：“孺子问曰：《系辞》非贤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白话》、《说卦》而下，皆非贤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贤人之作，宿世之大儒君子非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书之托为“贤人之作”者，常常是先人所作。这是合适当代册本的实际环境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观点，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管，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贤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欧阳修又不止思疑过《易》之《系辞》等等，他对于别的经籍，也常常信经而不信传。他在《春秋论》里就说：“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 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问》里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他的这些观点，当时同意者未几，但他非常自傲。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坚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成考之是非，欲夺世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由此看来，欧阳修在经学上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确是独到之见。欧阳修在经学方面虽有很多大胆的创见，但他治学的态度和体例倒是谨慎的。比方他对毛郑之诗虽有疑问，却并不随便窜改二家之说。他说：“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虽有思疑，却不轻为改易，这类治学态度是很严厉的。其以是如此，又同他的治学目标很有干系。传闻他治经学，是“务究大本”，而“不过求贤人之意以创新论。”所谓“大本”，就是“贤人”立言的本意。欧阳修是个又迂又直的儒者，他虽不满“后儒”，却很科学“先圣”。是以，他的治学目标，就是要弄清“先圣”的思惟本色，并不想本身标新创新。他另有个观点是：“贤人之言，去情面不远。”他所不满后儒的，是因为他们“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敬后儒的定见，他曾说过：“然亦当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他只是反对那种分开经的本义而私行动说的人。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贤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是以，他主张对于“混乱之书”，要能“指责其谬”，做到“功施后代”，“非止效陋儒著作，求一时之名。”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宝贵的态度。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尤其世人所称。在“二十四史”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此中《新五代史》，且属小我专著。这在古今史产业中，成绩是很凸起的。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他与尹师鲁筹议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是以粗伸其心，少希后代之名。”②欧阳修是信赖《春秋》的批驳义例的，是以，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也就是要学《春秋》的批驳。他以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叹者。以是他于《新五代史》每篇发议，几近都以“呜呼”冠于篇首，寄以无穷的感慨。欧阳修作史，目标也在于总结汗青经历，觉得当代的鉴戒。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体贴世事的，大略留意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络实际，引为经验。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终究目标，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