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第7页/共12页]

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告诉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本身，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并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发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斥地之功。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勇于提出本身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以后，思惟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就突破了三传的流派之见。但普通说来，唐朝的墨客作家，不治经学。宋朝分歧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讨。苏辙曾经说他“善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前人所未见。”①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撮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教员夙儒，亦谨守弁言。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撮要》对宋儒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整必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而后的“宋学”，起了“发难”的感化，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撮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便创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蔼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何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常常得墨客之本志。”这些话比较合适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作史于宋朝，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天然不免陈腐之讥。不过，值得重视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弃取。比方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觉得“伪”。他在《梁本纪》中发群情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觉得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代，在乎不没实在。实在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实在篡也，书其篡。各传实在，而使后代信之。”这就是说，究竟是甚么，便写甚么。为君为篡，各传实在。如许的义例是可取的。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处所。欧阳修自有义例，比方《司天考》不书灾异，他发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贤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他以为《春秋》虽书“日蚀星变之类”，但“孔子何尝道其以是然者”。是以，他只讲“人事”，不讲“天意”。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乘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到，是不同意的。他说：“呜呼，贤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堪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能够知焉。”能够说，《新五代史》不书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依《春秋》未免陈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历、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此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监禁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孑遗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予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上罪，则有可诬者，有不成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觉得朋党耳。……可不鉴哉！可不戒哉！这一段话也即是一篇《朋党论》，比《朋党论》的论据更加详细、更加充分。这明显是有为而发的史论。其目标不止于垂鉴戒、示后代，更直接的目标是借古讽今，根据史实，痛贬弊端。欧阳修给尹师鲁的信中所谓“粗伸其心”者，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