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第1页/共3页]

王唯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闻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以为“针灸之法，性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王唯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 卷。厥后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报酬式。王唯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落款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别的，据《宋史·艺文志》载，王唯一尚著有《明堂经》3 卷，已佚。又卖力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供应了订正和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质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订正注解者，不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分歧，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此有参考代价。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倒霉，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息肉蚀疮”；大迎穴增治“轻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等等，表现了宋朝针灸临床医治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先容亦更细心，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子”，“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如果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弥补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显现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文籍要丰富很多，因此该书不但是前代针灸经历之堆积，并且融入了王唯一在针灸学方面的熟谙和实际经历。颠末他的清算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程度有较着进步和生长，且使之趋势于同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贵重图谱。

其次，王唯一的进献，在于主持锻造了公用于针灸讲授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到《齐东野语》记录：“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后背二器相合，则浑然满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成入矣，亦奇巧器也。后赵南仲归以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周到离王唯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叙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此是可托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撮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录分歧。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讲授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门生认穴，弥补了册本笔墨阐述战役面丹青之不敷；在作为测试东西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相沿这一体例选用针灸大夫，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当选，授太病院大使”；清朝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保举招考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病院”。是以，铜人，作为天下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鞭策了针灸学的生长，乃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正视，如元世祖曾于 1260 年命尼泊尔工匠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命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漫衍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头绪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明朝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合用代价。王唯一的另一进献为刻石碑。固然宋朝印刷术已有很猛进步，但因为印 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启事，仍限定着针灸医学的提高与生长。为广传播，王唯一主持将《图经》3 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传播有推行感化。当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 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 卷，具有全书索引性子，一并安排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长远，笔迹恍惚，在明朝被充作构筑京师城垣的质料而埋入土中。1965 年至 1972 年，石碑得重新出土，遭到文物考古事情者的正视，经修复清算，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汗青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