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者，因从七个方面记叙：第一述夫差之盛；第二述吴越之事；第三述货贿之富，服饰之丽；第四述滋味之厚、物产之丰；第五述盐策之利；第六述观潮之美；第七述西湖之盛，故名其书为《七述》。
但就是如许的小诗，最后两句也让变法个人不欢畅了，以为苏轼是在讽刺当下的政治环境——甚么都不能说、不敢说，因而就又成“乌台诗案”的罪证之一了。
十七岁那年（实则为二十岁），父亲晁端彦到杭州仕进，小晁伴同前去，因而聚集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娟秀，写成《七述》一书，带去拜见杭州的通判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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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苏轼就代表杭州府在众位和尚中将维琳汲引为新任的径山长老。
这是苏轼在湖州赠给孙莘老七首绝句中一首，意义是说，我和你分开都城的那帮人好久了，我们对世上的事也已经没有甚么兴趣了。面对好风景我们就该喝酒，如果你还要谈甚么世上的事，那我就罚你一大杯！
谁知，苏轼与知州陈襄此举，不料竟获咎了一些人。
作为世交，厥后孙立节儿子孙勰（字志康）的墓志铭就是苏轼的三子苏过给撰写的。
北宋建国天子赵匡胤同一中原后，后蜀被灭，花蕊夫人随宫女一同被俘至开封。
当时东南边钱荒，而谷米暴涨，但官府还是收钱而不收米。自重新法实施以来，官家争相要钱，到处呈现钱荒而米价越来越贱，官家因而更加要钱而不要米，农夫卖米两石，仅能获得一石的钱，官家还美其名曰“折色”，这便是民愤的由起。
这位花蕊夫人本是五代十国期间着名的女墨客，但因为年代长远，其诗早就被弃之不消了。但是关于花蕊夫人才情与虔诚的传奇故事，倒是传播已久：
在这里，苏轼熟谙了吴僧法芝，此僧俗姓钱，法号昙秀。
若逢晴日，满山岚翠在蓝天白云得烘托下秀色可餐，若遇雨雾天，云烟遮讳饰掩，山峦仿佛翩然起舞，漂渺空灵，若即若离。山颠主峰慧日峰海拔一百多米，山体多峭壁、空穴，石景颇多，尤以北麓的“南屏晚钟”之景最为驰名。
因而，赵匡胤请她即兴赋诗一首。
但是，径山祖师却有遗训，后代只能凭资格按先来后到的挨次做方丈。
而苏轼对于“东阳”这个自古以来的旅游胜地倒非常神驰，因为他极其崇拜的刘禹锡就曾在此地留下过“三伏生秋”的诗句。“落在平常画师手，犹能三伏凛生秋。”（刘禹锡《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
近段时候，王安石那位有抱负的弟弟——王安国又奉诏甄选秦、楚、蜀三地所晋献的能够入藏馆阁的图书。
在这些备选的图书中，苏轼发明蜀地进献《花蕊夫人诗》写的极其别致，颇能重振风雅的余韵。
宗本禅师，又称本长老、圆照禅师，也被知州陈襄请进净慈寺做了方丈，苏轼还专门以官家的常例写了《杭州请圆照禅师疏》。
花蕊夫人原是后蜀主孟昶的宠妃，因她能诗善画，特别善于描画花草，其作品栩栩如生，仿佛能将四时的芳香带入画中，故得名“花蕊”。
有了大文豪苏轼的加持，世人也就都晓得了晁补之这个名字。
苏轼的诗集合，有一首“和贾收韵”的《吴中田妇叹》较为驰名，在这首诗中，苏轼把当时的青苗法以及坐仓粜米之害讲得很清楚：
道场山因南朝梁时如讷禅师筑庵于山而得名，而何山也即在今湖州西南十四里的金盖山。因为晋代何楷曾经居此研习儒业，后被吴兴（今湖州市）太守，改成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