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国华本是皇佑元年进士，与苏轼表兄文同同榜落第,历官州县吏，累迁婺州察看推官。
父亲名流廉，北宋初任大理评事，是以毛国华也属于一名“官二代”，其父之高祖便是清漾毛氏八尚书之一的毛延邺，在吴越国官至司徒（礼部尚书），以是子孙亦多在吴越国为官。
“我才不及古，感喟襟泪满”，当然了，作为回应，小晁也是挑灯夜战，诚惶诚恐地唱和了两首。
或许是因为亲情的干系，苏轼在诗中除了给弟弟简朴先容一下现在对蝗灾的忧心外，还毫无粉饰地写下“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顾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今后逝，子来那边问行藏。”（《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如许的诗句。
但是，那些无良小吏却向朝廷陈述蝗虫并没有构成灾害，乃至说蝗虫还能为民除草！
因在苏轼西菩寺的诗中有“路转山腰足未移”句，寺前半里许的亭子，还被先人定名为“转山亭”。
“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蝗虫极喜暖和枯燥，蝗灾常常和严峻水灾相伴而生。蝗灾产生后，大量的蝗虫吞食庄稼，使得农作物完整遭到粉碎，人们常会因粮食完善而产生饥荒。
“返来羞怯对老婆，自比鲇鱼缘竹竿。”（《梅圣俞诗集合有毛长官者，今于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这是苏轼在於潜县时戏毛县令所做的诗，此中的“鲇鱼缘竹竿”，鲇鱼，鱼纲鲇科，身材大要多黏液，让湿滑的它来攀爬竹竿，自是非常艰巨。
传闻当年他家报酬造一座府堂，因地界题目与邻里产生胶葛，便写信给在京做刑部尚书的毛恺，毛恺复书说：“千里修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而后四百多年来，人们还在被毛尚书的高贵情操所打动着。
在青牛岭的高绝处，多福寺这座不着名的破败小寺孤零零地隐于山间，仿佛在静候着苏轼的到来，苏轼到此便给此寺的壁上题了诗，诗尾用萧洒的口气作结，“明朝且复城中去，白云却在题诗处。”（《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到》）
当时，杭州境内，蝗虫上盖日月，下掩草木，虫声与钱塘江潮声此起彼伏，农夫们用草蔓裹捆的蝗虫尸身埋于路边，一堆一堆相连的，竟堆了二百余里。捕杀的蝗虫数量，据官方统计是“近三万斛”。
所幸在於潜令上与苏轼、刁璹、晁补之、参廖、辩才等有诗文之交，毛国华能着名于当时和后代，很大程度上与这梅圣俞、苏轼二人有关。梅圣俞可谓是毛国华的暮年知己，而苏轼则为毛国华的暮年厚交和扬其名者。
另有清漾毛氏第二十七世孙毛恺，字达和，号介川，前后四十余年历官廿四任，其平生廉洁自律，刚正不阿，人称“毛尚书”。
站在岑岭塔下远了望去，只见云海茫茫，飞鸟下翔，耳边的钟磬之声忽远忽近，在破败的岑岭塔下仅见到一名耳聋的老道人，现在已是贫病交集，口粮不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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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灭蝗的第一站是临安县，在临安重过海会寺时，苏轼作了清心堂诗，并旁观了蔡君谟所书《海会寺记》手迹。
这里本来是说毛县令脾气廉洁、宦途惟艰，但出处却来自毛县令的知己梅圣俞的家书中。
杭州的营妓已经解缆前去姑苏去迎讶新来的知州大人，而苏轼作为临时的卖力人，也顺手赋了一首《菩萨蛮》寄给了姑苏知州，还赋了一首《诉衷情》送别陈襄，同时驱逐新知州杨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