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魏置……北齐郡县皆有之……隋初有，后罢而有州都。
别的，唐朝还另有一种特制推举，四年一次，称为“南选”。《通典·推举三》说：
自南北朝末年，士族门阀轨制已经走向式微。关陇地区的士族门阀权势，本来就不象南朝和山东地区那样根深蒂固。北周官员的升迁已经不全凭家世门资。跟着同一的封建中心集权国度的重修，地主阶层要求扩大它的统治根本，与士族门阀轨制密切联络的九品中正制再也不能适应封建国度的需求了。隋文帝即位后，多次命令收罗才气之士。《隋书·高帝纪》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当时，代理吏部尚书的卢恺、侍郎薛道衡对峙以家世凹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成果是“潜愬纷繁”，卢、薛两人都遭到了“除名”的处罚2。文帝对峙荐举轨制，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还下了一道圣旨：“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到了炀帝设置进士科，才正式构成了科举轨制。当时的科举大抵有两种环境：一类属于临时的特科，相称于唐朝的制科，如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浑厚、节义可称、操履洁净、强毅朴重、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体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又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体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朴重、不避强御四科举人。”3这里的“十科举人”、“四科举人”都只是临时下诏，偶一行之，并没有成为一种轨制；另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最后只设秀才、明经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杜正玄投考秀才科，当时杂文测验很难。那年的题目是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白鹦鹉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的考题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几赋》等。当时秀才科的登科标准很高，每次测验落第的人很少，几近成为虚悬的科目。厥后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文，增加了登科的人数。明经科只考《九经》、或帖经或问经义，落第的人数较多。隋朝的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以“试策”取士，在中国选官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科举轨制今后开端。
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尤长）……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当而拟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
其进士大略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开元今后，四海宴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
唐朝对官吏的考课，有必然的标准和详细的内容。尚书省各司每年都需在本职规定的范围内，把处所州县的州牧、刺史、县令的治绩（诸如殊功异行、灾蝗吉祥、户口赋役增减以及盗贼多少等环境）报送考功司。中心又调派监察御史和特遣的梭巡使、存抚使平分道查访，于每年玄月三旬日之前将被考职员的状况写出，报考功司。这些质料都作为考功司决定品级或起落奖惩的参考根据。最后的复考由考校使和尚书省的考功郎中、员外郎共同卖力。核定后，由考校使劈面向会合于都省的京官和处所各州的朝集使宣布。定考今后，中心和处所各机构的长官还要将被考人的名牒、品级公开张挂于门上三天。县一级被考官吏的名牒送到州后，于当天下达到县，公布如前。如果所定品级有不当之处，被考人能够报告。经必然的复查手续，若合适究竟，可重新变动考第；若分歧适究竟，则降落被考人的考第以示奖惩。考定今后，发给考牒，作为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