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
（三）俸料。唐朝官员的俸料制是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制定的。所谓俸料，包含月俸、食料、杂用，职事官又有防閤或庶仆（一品至五品有防閤。一品防閤96人；六品至九品有庶仆，六品有庶仆15人）。这套内容庞大的俸料制，至唐玄宗时才合为一项。《新唐书·食货志五》说：“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令百官防閤、庶仆俸食杂用以月给之，总称月俸”。唐朝官员的俸料法定额数与实际支出常常不同很大，这在处所官特别为甚。其俸钱的来源有几个方面，或以公廨钱充，或以户税充，或以青苗钱充等等。
这九等配置体例（《大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等书的笔墨略有差别）把各种官员的功过吵嘴辨别得非常清楚。流外官，以行能功过分四等：清谨勤公为上，执事忘我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亲、勋、翊三卫及王府执仗婚事、执乘婚事等佐卫职员皆以其行能功过分为上、中、下三等。《大唐六典·尚书吏部》考功郎条说：
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1、2、三人之限（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籍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
唐皇朝对提拔人才非常正视，谨防弄虚作假，挟带舞弊，每逢科考，兵卫森严，防患备至。举人入场典礼，也极其昌大。《通典·推举三》说：
所谓“四善”，简朴说就是德、慎、公、勤四个字。这四条是对各种官吏共同的品德要求。四善以外，另有“二十七最”，则是针对各个部分的详细事情而规定的分歧要求，这主如果对各种官吏才气方面的考查。这“二十七最”据《大唐六典·吏部·考功郎中》的记录是：
唐朝初年，常科测验是由尚书省之吏部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主持的，《通典·推举三注》说：“武德旧制，以考功郎中监试贡举，贞观今后，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考功员外郎李昂因诽谤进士李权的文章，大受李权的唾骂。因为产生这个事件，朝官群情纷繁，都以为由郎官主持考场，职位太低，声望不高。因而，玄宗决定把主考权移给礼部，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而后，历代因循不改。
唐王朝建立以后，持续实施科举取士，并把这一轨制更加完美起来。唐朝选官科目有常科和制科两种。
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允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隋唐五代的官员，按规定到了七十岁是要退休的，称之为“致仕”。官员要求致仕叫做“乞骸骨”。如果不满七十但疾病缠身者，也可提早要求退休。反之，若精力充分，体格结实者，虽年过七十也可持续留任。五品以上官员退休，本人应直接上奏天子批准，六品以下退休者，则只要尚书省按规定同一办理便可。致仕以后，如有特别需求，也可再度退隐。
自南北朝末年，士族门阀轨制已经走向式微。关陇地区的士族门阀权势，本来就不象南朝和山东地区那样根深蒂固。北周官员的升迁已经不全凭家世门资。跟着同一的封建中心集权国度的重修，地主阶层要求扩大它的统治根本，与士族门阀轨制密切联络的九品中正制再也不能适应封建国度的需求了。隋文帝即位后，多次命令收罗才气之士。《隋书·高帝纪》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当时，代理吏部尚书的卢恺、侍郎薛道衡对峙以家世凹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成果是“潜愬纷繁”，卢、薛两人都遭到了“除名”的处罚2。文帝对峙荐举轨制，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还下了一道圣旨：“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到了炀帝设置进士科，才正式构成了科举轨制。当时的科举大抵有两种环境：一类属于临时的特科，相称于唐朝的制科，如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浑厚、节义可称、操履洁净、强毅朴重、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体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又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体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朴重、不避强御四科举人。”3这里的“十科举人”、“四科举人”都只是临时下诏，偶一行之，并没有成为一种轨制；另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最后只设秀才、明经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杜正玄投考秀才科，当时杂文测验很难。那年的题目是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白鹦鹉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的考题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几赋》等。当时秀才科的登科标准很高，每次测验落第的人很少，几近成为虚悬的科目。厥后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文，增加了登科的人数。明经科只考《九经》、或帖经或问经义，落第的人数较多。隋朝的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以“试策”取士，在中国选官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科举轨制今后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