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伙，刘晏成心将元载的遗策拿出来问对，这清楚是绵里藏针，成心摸索我......我如果说元载说的不对，刘晏必会说我因人废言；若我附和元载遗策，怕是刘晏又要驳诘。
刘晏所说的限钱法和禁铜法，便是官府出面，严禁官庶私藏过量的铜钱，超越限额便要课以重罚，而禁铜法例更好了解，直接制止市道上铜器的畅通。
本来高岳的意义是，唐朝前中期所谓的“赋彼商贾，抑浮惰之业”，便是举高商贾的人丁税，使其倍于浅显百姓，而在商贾贩货的畅通环节里却很少征税，这是当时政策制定者不体味贸易运转规律而至——高岳的意义是，将本来的“税商”变成“商税”，侧重在贸易行动本身里抽税，改直接税为直接税。
“可省并天下梵刹，禁毁佛教，还良田，毁水硙，出废寺、珈蓝、铜像浮图、钟磬者，铜者铸钱，铁者铸为耕具军火。”高岳这话一说出来，连刘晏也惶恐了，不由得让高岳不要再说下去。
“可否见教？”
“哦哦！”刘晏很有兴趣地摸着髯毛。
以是高岳干脆说，“某有三法。”
这时平康坊金吾巡铺外的雨声，仿佛稀少了下来。
看高岳这模样，刘晏终究忍不住，抬头哈哈大笑起来，“高郎君，你可真是个大坦白的人。”
几名金吾后辈已喝足了酒水，烤着暖和的火，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
高岳拱手答复说，“行商、坐贾，皆得货殖之利，国度与其抽其本处重税，不若将商贾赋税划一于公众，转而榷茶酒铁盐之专卖、买卖除陌、关津埭程、外夷市舶之税，必十倍于昔。谨对。”
别的，现在我唐行三钱，即开元钱、乾元钱和重轮钱，实为币制混乱、私熔成风的祸因，请晏相推行法律，只留一钱，禁其他二钱之畅通，一旦币制同一，再佐之以限钱、禁铜之令，私熔之风亦可去其太半，此二法也。谨对。”
但是刘晏的策问还剩两道，“四问，开天以来，版籍废弛，流民无寻，国度军资多仰商贾，然前代规定，商贾须缴二倍于民之户税，另分外征十一之税，以求抑商之功效。现在是该重商，还是抑商，可否请郎君明示？”
高岳对元载遗策的观点是，承认他的大计谋，但不承认急于在原州筑城的详细战术，那样太急于求成，他以为更应当戒急用忍，先在泾原一带立下脚根，以图长远。
接着刘晏取出高岳送他的一角钢镚，“实在我始终最大的迷惑就是，郎君的这几枚奇钱。”
这该如何解释？
这时刘晏的眼睛也开端闪动光芒，便说是哪三法？“莫不是限钱法和禁铜法？”
听到这里，刘晏很快明白，接着他很慎重地问出第五个题目，“问，现在我唐外有西藩、回纥、南诏等外夷不宾，内有河朔、淮西、淄青、襄汉等方镇不臣，昔日元载曾献‘先西后东’、‘攘外安内’之策，即于原州筑城、河中建府，先摧破西藩，答复陇右、安西之地，而后再仰仗关中重立建瓴之势，囊括东进，削平诸不臣方镇，再造一统江山，试问郎君对元载此策有何观点？”
“不敢！”高岳大声利索地答道。
刘晏的这第三问，可真的是难，如果是私铸会导致货币伪滥的话，那么私熔则可直接让货币收缩，也就是中古社会最感痛苦的“钱荒”。
高岳抬眼一看，然后在心中痛骂本身，当初肚子饿得是鬼迷心窍了，仓猝中把几个钢镚给了刘晏：现在刘晏手里的钢镚，正面清清楚楚刻着“中国群众银行”的字样，背面则是朵光辉盛开的菊花......
不管是官人还是百姓，他们只要将手头的铜钱集合起来，熔一贯钱便可得铜二十斤，用来锻造铜器或改铸他币，操纵分歧钱间的差价，可赢利三倍乃至更多，故而私藏私销之风屡禁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