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刘晏取出高岳送他的一角钢镚，“实在我始终最大的迷惑就是，郎君的这几枚奇钱。”
刘晏所说的限钱法和禁铜法，便是官府出面，严禁官庶私藏过量的铜钱，超越限额便要课以重罚，而禁铜法例更好了解，直接制止市道上铜器的畅通。
但是刘晏的策问还剩两道，“四问，开天以来，版籍废弛，流民无寻，国度军资多仰商贾，然前代规定，商贾须缴二倍于民之户税，另分外征十一之税，以求抑商之功效。现在是该重商，还是抑商，可否请郎君明示？”
刘晏连连点头，但他随后望着高岳，举高了调子，“如有一日，小杨隐士重新当路，木简换象笏，绿袍换朱紫，登宣政殿正衙，入延英殿问对，他要担当元载的遗策，急于在原州筑城，群臣拥戴，圣主赞成。高郎君这番灼见，又敢不敢、肯不肯在小杨隐士面前说？”
好家伙，刘晏成心将元载的遗策拿出来问对，这清楚是绵里藏针，成心摸索我......我如果说元载说的不对，刘晏必会说我因人废言；若我附和元载遗策，怕是刘晏又要驳诘。
看高岳这模样，刘晏终究忍不住，抬头哈哈大笑起来，“高郎君，你可真是个大坦白的人。”
本来高岳的意义是，唐朝前中期所谓的“赋彼商贾，抑浮惰之业”，便是举高商贾的人丁税，使其倍于浅显百姓，而在商贾贩货的畅通环节里却很少征税，这是当时政策制定者不体味贸易运转规律而至——高岳的意义是，将本来的“税商”变成“商税”，侧重在贸易行动本身里抽税，改直接税为直接税。
“不敢！”高岳大声利索地答道。
不过幸亏先前去拜见萧昕，过夜南园时，高岳曾详细就教过萧昕诸如此类的题目，早已听取接收了萧散骑极其贵重的“人生经历”，对这类底子国策走向题目，当然也是非常熟稔了，且容我渐渐说来。
别的，现在我唐行三钱，即开元钱、乾元钱和重轮钱，实为币制混乱、私熔成风的祸因，请晏相推行法律，只留一钱，禁其他二钱之畅通，一旦币制同一，再佐之以限钱、禁铜之令，私熔之风亦可去其太半，此二法也。谨对。”
这时平康坊金吾巡铺外的雨声，仿佛稀少了下来。
这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