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又来了每年五万贯的“杂给用钱”，我去，怪不得那马璘能在京师花二十万贯钱来修治中堂。
对于唐帝国的各道来讲，上供、送使和留州三品的比例是各不不异的。团体来讲，浙西、浙东如许的相对安宁，军事压力没那么多大的地区，上供比例就要高，超出一半；而西川、兴元如许军事压力较大的地区，送使和留州的比例就要高，因为要养兵。
“嗯，现在除了两税钱外，我兴元府另有那些分外支出？”高岳把话题又转到刘德室的身上。
这所谓的“杂给用钱”，说穿了就是高岳这位府尹和洋、利二州刺史的“私库钱”，近似天子的琼林、大盈库，此中高岳头上是五万贯，其他两州的刺史，也各有万多贯。
赏设钱，即“犒赏”和“设席”，募兵制下不管是招兵还是让从戎的保持虔诚度，都离不开钱和酒肉，这是笔浩大的开支，并且没法测出定额，军资钱如不敷，还得别的想体例获得，比如向百姓征两税钱外的加税；
因为两税法下，中心和处所分税的比例是相对牢固的，只要你能把每年上供的十五万贯和五万石米交到位，并保障送使和留州的额度，那么其他的财务“羡余”都是处所统统，对下的弹性比较强，故而大部分节度使、刺史还是情愿投入精力拼经济的——这也是中晚唐期间，虽中心权威式微，财务萎缩，但是处所却繁华活泼的启事地点，很多在后代也非常闻名的城镇，很多是在这一期间鼓起的。
“先前圣主又送四千淮西兵来，本镇兵额也向上增加，即官健（白草军、淮西兵这些正规步队，由送使钱养着，节度使一级的财务）额度为一万一千，土团（州兵连合实弟，由留州钱养着，州一级财务）额度为五千，官健需有口粮、衣赐、杂赏，土团需有追集用的粮酱菜，再加上府州官佐的俸料支用，如此军资钱每年合计为三十二万贯。”
简而言之，刘德室所言的羡余，主如果四项，一为处所上的加减税，二为处所商税，三为处所田产支出，四为处所放贷的利钱支出。
官员们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