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斋，结婚王没但愿了，你还看不出来吗？太上皇禅位之时，三番四次的宣称，皇上是他二十多年前早就筹办好的人选，二十多年了，太上皇其他皇子残落殆尽，皇上却安然无恙，这是甚么？这是天意啊！太上皇既已昭告天下，皇上是得天之命，结婚王又有何事理，再去与皇上争这个皇位呢？”不想和珅对永瑆的态度倒是非常果断，果断的解除了这个选项。
端木国瑚一边说着，一边也担忧阮元听了，会批评他不学无术，可话一说完，抬开端看阮元时，却只见阮元神采暖和，绝无指责之意。阮元想了一想，答道：“子彝，你有此疑问，也是常事，想来在坐各位，多数心中所想也和子彝普通，是吧？也好，本日我便讲讲，我对这儒经注疏之事的观点。子彝说的是，明末陋儒，多有空交心性，连日长篇大论而炫人耳目之人，可明末天下丧乱，民不聊生，这些陋儒空言的心性，又有何感化？他们一边以贤人弟子自居，一边所作所为，却全然反面贤人本意，如许的前明能不覆亡下来吗？是以亭林先生、梨洲先生目睹天下易代，深有所感，方知读书仕进，凡是行事，全在一个‘实’字，仕进要‘实’，便应留意细务，熟知本身分内之事。读书要‘实’，便应穷究贤人微言之本意，方能秉承贤人之道。不读汉唐注疏，不知《说文》之释字，又如何知贤人之言，其原意是甚么呢？若不知贤人情意，空言理欲之辨、心性之言，便是失了正道，妄出己意，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这天下焉有稳定之理？至于做学问，也当寻求一个‘实’字，由此，山形水系之变迁，金石碑版之著录，无一不当研习，方能识史籍之真伪，明地形之窜改。若著书立说，只是立论别致，诳惑世人，那这些大要的长篇大论，也不过是真才实学者眼中的笑柄罢了。”
“既然如此，我们的人我也看着，太上皇那边，就算他不肯意插手了，总也说得上话吧？”和珅道。
阮元点头道：“你所言不差，朱子编定《四书》之理就在于此。但你方才也已将此中传承之由，一一说出了啊？曾子经先师授业，乃是先王之道的集大成之人，那曾子言行，不管载于那边，都应当被我等体味、修习才是。这《大学》是曾子论道之言，《曾子》十篇一样是曾子论道之言，又何必强分高低呢？只是此中有一点，我观点却与你分歧，这先王之道，孟子之下犹有传承，许郑之言，亦是儒家正宗，切不成学了朱子，就忘了许子、郑康成和孔宪公的言行啊。”
可看着问卷上语句，二人却渐生猜疑之色，一时似是如有所思，却迟迟不得其解。看了半晌，端木国瑚也不由得念叨：“得人之法，在于命题，当如何平允体要，令人各尽所长？士之治经史者或短于文词，工文词者或疏于经史，当如何弃短而得长，教其偏以责备？这……这些门生如果都学得清楚，也……也不至于让教员破格取录啊？如此想来，倒是很难下笔呢。”
陈文述道：“这……门生却也是晓得的，朱子曾言，先王之道，自孔贤人传于曾子，由曾子传于子思，子思再传孟子，孟子之下，先王之道遂绝。是以朱子将贤人所言《论语》，曾子所著《大学》，子思所著《中庸》，与《孟子》一书并立，合为《四子书》，以示先王之道，一脉相传之义。”所谓《四子书》即今所言《四书》，阮元之下诸生听了陈文述这番解释，自也连连点头奖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