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国子监中，筵席齐备，一众新科举人听闻当朝太傅阮元前来赴宴，也一早便赶到了国子监内，筹办一睹阮太傅风采。京师乡试与直省分歧，天下各省考生只要在京居住，便能够插手京师乡试，是以京师之地，不管落第人数，还是新科举人才学，俱在各省之上。阮元目睹鹿鸣宴盛况，清楚江南乡试绝无此等人众，心中自也对劲。
“以是如果各位后学举子，今后公然能仰仗实事求是之道，发明我言语当中确有不当之处，那各位自可在我的根本之上更进一步，以精确的新知替代我那些不敷。因为只要如许，在坐的各位年青人，另有几十年、上百年以后你们的后辈，才会代代相传，将这实事求是之路，一向持续下去。到了阿谁时候，我在地府之下，亦自欣喜！”
“现在之世，和我入仕之时却又分歧了，各位自也清楚，六年之前，英吉利犯境，现在虽已成万年之和议，可防患于已然之道，大师还是应当清楚的。有很多年青的读书人，在汇集西洋地理、兵制、民风之作，也有人感到猜疑，说我堂堂天朝，还需求去学洋人的东西吗？我年纪大了，将来的大清是甚么模样，我看不到，也猜不到了，只能凭着过去的经历，为大师指导一二。圣贤昔日亦曾有言，礼失而求之于野，天年之学，自古有之，亦曾中衰，是以西洋之人以西洋算学历法上呈于世祖、圣祖二位先帝，二位先帝清楚西法自有其好处，便即兼采而用之。由此可见，如果西洋之物确有所长，则我等取而用之，并无不当。或者说，此中关头，并不在于中法西法之辨，而是在于我们可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真正做到博学而算，如果各位后学，能将中法西法尽数兼通，在此根本之上，即便兼采西法，那也是本于中法，又何必再拘执于中西呢？可如果不学无术，对于西法尚不能言其本末，便一概弃而不顾，又或者不求甚解，唯知以西法自炫，那便是荒诞之事了。此中事理，仍然在于这‘实事求是’四个字啊。”
“实际实施，本于仁孝，如果各位今后有幸为官，入朝为卿贰，直省做督抚，那么人间万事，便俱是实际。如此后学之间，多有言及‘经世致用’之人，经世致用，天然是没有错的，但是读书人要如何经世致用呢？只读几部农田水利、漕运盐政之书，便能够体味实际中稼穑之艰巨，漕盐之利弊了吗？实在不是，很多昔日奏疏，所言之事，与本日已是天壤之别，刻舟求剑，岂可得乎？以是这经世之道，还是应当从研读经史开端，精通经史，便便能够明道，这是根底。有了根底，今后才气无往而倒霉啊？如果各位公然有为官治民的那一日，便要勤于钱谷刑名之事，详询直省府县民风之善恶，广交士人，以知政事之利弊，其善者择而从之，其不善者更革以新制，如此方才是真正的经世致用啊。为官治事，自也要以学问为根本，不知算学，如何观一省之赋税？如何不被下吏所蒙蔽？不通地理，又如何兴建水利？是以我曾修《畴人传》一部，成《广东通志》一部，只因这天年水地，一样是实事求是之学啊？到了阿谁时候，学问能够兴政事，政事则有裨益于学问，学行政事，相与而成，方是国度昌隆之底子啊？”
“以是说，治学之难，实在不但仅在于博学，更在于才气，那么所谓‘才气’，又是从何而来呢？那便是实际实施了，圣贤尝言格物致知，何为格物，所谓物，便是指天下万事，圣贤有言‘一以贯之’，又是何意，便是持之以恒的实际，切莫惑于‘顿悟’之道，竟而荒废了实施。那么各位或许也会问我，各位只是举人，还没有仕进，这实际从何而来呢？所谓实际，本来皆是日用之事，人生而有父母，便当以尊亲为念，此为孝，退学读书，便有师友，相与而尽忠恕之道，此为仁，所谓仁孝，并非只是民气中的善念，如果不能使父母尊荣，不能与师友相互和睦，那是算不得仁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