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长官称为尚书，正三品，副官为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来，尚书的职位很高，据《通鉴》开元二十四年的记录：“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正因为如此，尚书实际上成为高官权臣的兼职，不能详细措置本部事件，这天然就被架空而落空实权。唐朝六部尚书分为三行：吏、兵为前行；刑、户为中行；礼、工是后行。各部官员的迁转就是遵循这个挨次的，由后而中而前的，以是担负某部尚书，并不即是熟谙这部的职务，而只是因为资格的干系。是以，中唐今后，六部尚书根基上成为官员迁转之资，其官称只代表一种成分，而不必然申明所任的职务。这就是宋朝六部即是虚设，而另以其他机构代替六部的由来。
政事堂集会是帮手天子统治天下的决策构造。军国大事经政事堂集会商定，奏请天子最后讯断；奥妙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起落任免，只在政事堂群情，他官不得与闻。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名是首席宰相，称为“在朝事笔”。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以是能擅权用事，一个首要的启事，就是他们耐久窃居了“在朝事笔”的职位。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合而形成小我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笔的轨制，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轮番秉笔，其企图明显是在于制止宰相擅权，但德宗今后，这个轨制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天子（另有中晚唐期间的寺人）的态度的。
尚书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称东台，废尚书令，改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称文昌台，不久再改成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称为都台，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称为中台。唐朝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位于中书、门下二省之南端，以是又别称南省或南宫。从中书门下收回的诏令制敕，均经过尚书省转发到中心各部分及处所各州县，或者按照诏令制敕的精力制成政令，下达到有关部分。《新唐书·百官志》说：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为天下最高监察构造。设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改正百官之罪过”。《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法纪，举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尽管揭露，并且只要按照传闻便可奏劾，不需求甚么证据，更不受理诉讼，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说的“但传闻弹事，大纲罢了”。唐太宗非常正视御史台的感化，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相互查抄的感化。《贞观政要》卷1记录他对大臣说：隋朝以是二世而亡，一个首要的启事就是当时天子“不肯信赖有司，每事皆自断”，成果群臣有定见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罢了”。而他本身则要“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有司筹议，然后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才气上奏实施。他为了充分阐扬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伴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职位由此进步，对于改正官吏的违失起了必然感化。贞观今后，御史台也受词讼，并且设置了“台狱”，《新唐书·百官志》说：“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对于百司犯警事件，“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在纠举之前，常常要“推覆理尽，然后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