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勇于实写的,而那成果也并不坏。不管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本身,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大氅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如许阔大氅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必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题目的结束,不是题目的开首。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究何如不得。但是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聚”才肯罢休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以是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偶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抵是确切的。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势短评中,曾有一个如许的题目:“我们应当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大进》十九期)。固然,必须勇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假如并正视而不敢,别的还能成甚么气候。但是,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贫乏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发得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百姓性的胆小,怠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出错着,但却又感觉日见其名誉。在究竟上,亡国一次,即增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厥后每不想光复古物,而只去歌颂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形成一群不辱的节女,事过以后,也常常不思惩凶,侵占,却只顾歌颂那一群节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阐扬“两间正气”的机遇,增高代价,即在此一举,应当一任其至,不敷忧悲似的。天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名誉了。沪汉义士的悲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佩慕的高大的木主下相互吵架,也就是和我们的前辈走着同一的路。

没有突破统统传统思惟和伎俩的闯将,中国事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思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厥后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脚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究一同他杀的;厥后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病愈了。凡出缺点,一经作者装点,后半便大略窜改,使读者落诬妄中,觉得人间委实尽够光亮,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再回到“正视”题目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天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成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但是由本身的冲突或社会的缺点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动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但是一到将近闪现缺点的危急一发之际,他们总马上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瞥见统统美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因而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因而无题目,无缺点,无不平,也就无处理,无鼎新,无抵挡。因为凡事总要“团聚”,正不必我们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应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传授的改正了。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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