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易中天中华史：安史之乱 > 第25章 知向谁边
应当想不到。但传为他所作的《忆秦娥》，却无妨看作长安和长安所代表之期间的悼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分界点还是安史之乱。
但这并无毛病白居易写出极其高雅的七律：
的确，因为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宦途，并逐步成为官僚步队的支流，文学艺术的布衣化已是局势所趋。究竟上，正如欧洲的文艺答复指向将来，古文活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实在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认识形状和话语权。
与盛唐一样，这内里表现出的仍然是大唐精力，是本性的张扬和幸运的寻求，只不过本性更加光鲜，对幸运的了解也各不不异。以是，韩愈能够因对峙己见而获咎天子：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杜牧也能够不管不顾地流连忘返于红灯区：十年一觉扬州梦，博得青楼薄幸名。[278]
这可真是仿佛隔世。
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并且相辅相成。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向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浅显文学传奇，竟然毫无停滞地“同流合污”。
可惜在王朝期间，立法者的美意常常是一厢甘心，中晚唐天子的诏令更一定能真正实施。贞元三年（787），天下大歉收，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粟八十。为了制止米贱伤农，帝国命令以平价收买粮食。这当然是中心当局的惠民政策，成果倒是农夫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农夫赵光奇确切光奇，天子唐德宗却实在不德。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公众的统统诏令，到了处所上向来就是画饼和空文。德宗不处理这个底子题目，只是赔偿赵光奇一家，又有甚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觉得然。[273]
农户叫赵光奇。
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传闻，他的乐府诗是连浅显公众都能听懂的。难怪同期间的日本人赏识唐诗时更偏疼中唐，在中唐墨客中又最喜好白居易。毕竟，当时他们正在向中汉文明学习，并且“文明程度还不高”。[276]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来往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德宗奇特：丰衣足食，为甚么不幸运？
一样，他们能够一面谈情说爱，一面忧国忧民；昨日指导江山，目前礼佛参禅。是以，固然柳州城“惊风乱飐（读如斩）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长安和洛阳的牡丹花下还是游人如织。那是一种时髦，与贵贱穷达无关。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斗争期间的士大夫，早已风俗了宦海沉浮。君不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279]
新阶层要有新文明。因而有了韩愈、柳宗元朝表的古文活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传奇就是小说。小说本来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倒是大师，比如创作《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墨客，元朝戏曲《西厢记》前身《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275]
平心而论，两税法的意义是主动的，因为赋税的征收由按人丁计算变成了按资产计算。户税当然是大户多纳，小户少交，地税也是地多的税多，地少的税少。这就在必然程度上减轻了泛博费事群众的承担，无益于束缚出产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规复和生长。[272]
这是中晚唐的期间精力。
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气象。实际上德宗今后，上层民风日趋豪华，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髦。英勇豪放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芳华幼年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突破传统的背叛氛围也不大有了，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丹青、围棋、占卜，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彩饮食。[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