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盛暑，抱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当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望。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不可。"曾国藩决然回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保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恰好给洋人动兵器以借口吗？" 彭楚汉沉默退下。
曾国藩的绿呢大轿领头，前面跟着周家勋等人的蓝呢大轿，常日的全部执事都免除了，轿队冷冷僻清的，仿佛坐的都是一些受审遭贬的官员。轿队悄没声气地进步三四里路远时，忽见前面大道上黑压压地跪下一片人。走在轿队前面的戈什哈吓得忙转头禀告曾国藩，叨教进止。曾国藩眉头一皱，面色不悦地说："叫张太守、刘明府去问问，这些人是干甚么的。"张光藻、刘杰下了轿。过一会儿，张光藻返回，对曾国藩说："前面跪的是天津各界士民，他们要面见中堂大人。""叫他们都散开！有事今后到衙门里说去！"曾国藩不耐烦地挥挥手。
人之才干，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成冒昧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机；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佳耦；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机，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感于伦纪。夫使环球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此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几次而不厌者，大略不过发愤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乃至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乃至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放肆无礼，结果难以预感，直隶军队有保卫京畿之任务。你要训饬部下，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筹办，以防不测。"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兵马生涯的总兵，他晓得目前情势的严峻。
"不，不，侍郎你不能走。"曾国藩忙制止。他既然决定力保和局，不开兵衅，崇厚与洋人相处密切的干系，便是一个最可操纵的好前提。"你在天津再留几个月吧，老夫与你谤则同分，祸则同当。明天，老夫亲为你上一道奏请如何？"曾国藩如许诚心肠挽留，崇厚不能推让。再说，帮手曾国藩美满地措置好这起事件，此后不管在朝廷，还是在洋人面前，他都能够挣得脸面。崇厚同意了。"老中堂如许信赖长辈，长辈必然极力帮手老中堂措置好这件事。长辈明天特来向老中堂禀报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关于天津教案，曾国藩在保定时就已知大抵，周寿昌传旨后，又将京中的传闻奉告了他，明天从城外天津官员和士民的口中，他又听到很多有关事情的本相，但统统这些，都不能代替崇厚的劈面禀告。这不但因为崇厚是这个事件的首要当事人，还因为崇厚坐镇天津十年，他对包含法国人在内的洋人的熟谙，是别人远远不成比的。恰是在这个根本上，曾国藩建立起对崇厚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