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乐，赵人害怕。秦民之死者厚葬，偿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餵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零相哀，戮力同忧，种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已来，君臣恐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周出嫁，攀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海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及春秋以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霸道粲然清楚；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罢了，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霸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可。”仲尼既没以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品德大废，高低失序。至秦孝公，捐谦逊而贵战役，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因此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方向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亲，佳耦离散，莫保其命，湣然品德绝矣。近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便宜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品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搁置于世，而游说机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摆布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地点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惊骇，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机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身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世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谋诈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品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科罚觉得治，信小术觉得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更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陋劣，法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故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品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者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佳耦。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颂，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以后，虽有衰德，其法纪尚明。
战国之时，君德陋劣，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统统之权，虽不成以临国教养，兵革济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阿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以是得引兵深切，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觉得锋。二军争便之力分歧，是臣得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料。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建功。皆计利情势，天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积蓄，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高低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合伐之，赵必恪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都城，必不成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