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明史》：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谓出、嘉栋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刺廷弼，诋之垣清闲故里，不称任使。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海军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建功赎罪，安在天津？”廷弼知摆布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成用，西部不成恃，永芳不成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统统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场事重，无敢言其短者。
5.《明史》：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统统士马、甲仗、糗粮、堡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坚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罢了。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龉。而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讨厌之。
3.《明史》：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阵容。又发圣旨怜恤辽人之出亡彼国者，召个人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节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气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授予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发展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帝立从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赐一品服以宠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权、定职掌八事，帝亦报可。
1.《明史》：化贞，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抚之，皆不敢动。朱童蒙勘事还，极言化贞得西民气，勿轻调，隳抚事。化贞亦言辽事将坏，惟发帑金百万，亟款西人，则敌顾忌不敢深切。会辽、沈接踵亡，廷议将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便宜处置，令与薛国用同守河西。乃退化贞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广宁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为阻，而三岔之黄泥洼又水浅可涉。广宁止孱卒千，化贞调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民气稍定。辽阳初失，远近震惊，谓河西必不能保。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鲜明。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而化贞又以登莱、天津兵可不设，诸镇入卫兵可止。当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请辄报可。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其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化贞请鼓励诸人，优以爵禄，俾自奋于功名，诏谕朝鲜，褒以忠义，勉之同仇。帝亦从之。
10.《明史》：初，廷弼之出关也，化贞虑夺己兵权，佯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受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会震孺奏经、抚反面，中有化贞心慵意懒语，廷弼据以刺化贞，化贞益不悦。及化贞请一举荡平，廷弼乃言：“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当是时，中外举知经、抚反面，必误疆事，章日上。而鹤鸣坚信化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疏并下部，鹤鸣乃集廷臣大议。议撤廷弼者数人，余多请分任责成。鹤鸣独言化贞一去，毛文龙必不消命，辽报酬兵者必溃，西部必崩溃，宜赐化贞尚方剑，专委以广宁，而撤廷弼他用。议上，帝不从，责吏、兵二部再奏。会大清兵逼西平，遂罢议，仍兼任二臣，责以功罪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