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即都城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扶植都城、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繁华佚而错之也，将觉得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墨子・尚同中》）照这个说法，国度和国君又都是通过天帝的意志设立的了。
墨子的学说就是如此。与墨子同时的统统文献，分歧奉告我们，墨子本人的言行，就是他本身学说的真正典范。
有一个墨子的故事与此有关，很有兴趣。故事说：“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贤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墨子・公盂》）如果用当代逻辑的术语，墨子能够说，鬼神的奖惩是一小我有病的充沛启事，而不是需求启事。
非论国君是如何获得权力的，只要他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照墨子所说，天子就要“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这就指导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上》）就是说，永久同意上边的，切莫遵循下边的。
这个标准，也就是墨子用以证明兼爱最可取的首要标准。在《兼爱下》这一篇中，他辩论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师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一样在墨家的观点中也没有实际的冲突。因为墨子要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天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以是他把天下大乱归咎于“迷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并且接着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以是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引诱人们信赖：实施兼爱则受赏，不实施兼爱则受罚。在民气当中有如许的一种信奉或许是有效的，是以墨子需求它。“节用”、“节葬”也是有效的，是以墨子也需求它。从墨子的极度功利主义观点看来，需求这两种东西是毫不冲突的，因为二者都是有效的。
为了引诱人们实施兼爱，以是墨子在上述的事理以外，又引进了很多宗教的、政治的制裁。是以，《墨子》有几篇讲“天志”、“明鬼”。此中说，天帝存在，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统统人要相互相爱。天帝常常监察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他以祸奖惩那些违背天意的人，以福夸奖那些顺服天意的人。除了天帝，另有很多小一些的鬼神，他们也同天帝一样，夸奖那些实施兼爱的人，奖惩那些交相“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