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二章我已经讲到邹衍如何故五德终始的学说解释改朝换代。某个朝代，因为它用某德，必须用符合此德的体例停止统治。董仲舒点窜了这个学说，以为朝代的更迭不是按照五德运转，而是按照他所说的“三统”挨次。三统是黑统、白统、赤统。每统各有其统治体系，每个朝代各正一统。（见《三代改制质文》）
[1]不是西方，固然西方是与秋相配的。据董氏说法，其启事是天“任阳不任阴”（《阴阳位》）。
这类将社会退化分为三阶段的学说，又见于《礼记》的《礼运》篇。照《礼运》篇所说，第一阶段是乱世，第二阶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阶段是“大同”之世。《礼运》篇描述的“大同”以下：
社会退化的三个阶段
当局的构造也是以四时为模型。照董仲舒说，当局官员分为四级，是仿照一年有四时。每级每个官员上面有三个帮手，也是仿照一季有三月。官员像如许分为四级，又是因为人的才气和德行也是天然地分为四等。以是当局选出那些应当被选的人，再按他们德才的天然品级而加以任用。“故天选四时、十二（月），而人变尽矣。尽人之变，合之天，唯贤人者能之。”（《官制象天》）
董仲舒分春秋期间（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为三世：孔子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据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时，用分歧的词语记录这三世产生的事件。通过这些分歧的“书法”便能够发明《春秋》的“微言大义”。
这是一个奇特的学说，但是董仲舒及其学派竟然对峙它，信赖它。《春秋》本是孔子故里鲁国的编年史，却被他们（不精确地）以为是孔子的首要政治著作。他们说孔子在《春秋》中利用新王的权力。孔子正黑统，遵循黑统停止了统统改制。董仲舒以解释《春秋》而闻名，能够援引《春秋》来证明他哲学的各方面。实际上，他不过是引《春秋》觉得他的权威的首要来源。他的著作题为《春秋繁露》，启事就在此。
董仲舒的三统说也对每个朝代的统治有所限定。一个皇家，不管多么好，其统治时候是有限的。起点一到，它就得让位给新朝，新朝的建立者又是受新命于天的。儒家就是用如许的一些办法，试图对独裁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束缚。
风趣的是，我们看到，在当代也用色彩表示社会构造的各种分歧的体系，它也恰是董仲舒所用的那三种色彩。遵循他的学说，我们或答应以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本钱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好。故交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傲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窃切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并不是新学说。《书经》中已有此说，孟子则把它说得更清楚。但是董仲舒把它归入他的团体的天人哲学中，使之更加明白了。
王者以庆、赏、罚、刑为“四政”，相称于四时。董仲舒说：“庆赏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呼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时之副》）
天人干系既然如此密切，以是董仲舒以为，社会上政治的不对必定表示为天然界的非常征象。阴阳家早已提出这类学说，董仲舒则供应目标论的和机器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