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页/共4页]

这些家属的权势有多大呢？看看琅邪王氏。东晋的政权是司马睿建立的，但是如果没有王家的帮手，司马睿绝对建立不了东晋的政权。当时王家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王导，他是司马睿的大谋士，几近能够说是他一手运营了东晋政权的创建。别的一个大人物王敦，他是大将军，东晋初期最首要的武装力量就是他率领的。在建立东晋政权的过程中，王导、王敦这一文一武的功绩比司马睿还要大。以是当群臣推戴司马睿做天子的时候，司马睿竟然亲手拉着王导，说：“我们两小我一起去坐金銮殿吧。”这固然只是一种姿势，王导也没敢接管，毕竟反应了司马睿对王家功绩的感激与正视。以是当时官方有一句谚语，说“王与马，共天下”，这在中国汗青上是绝无独一的。

总之，当我们谈到魏晋南北朝时，不能不提到士族，不能不重视到士族阶层在汗青上所起的进步感化。这里有两点是不成以健忘的。第一，士族阶层的鼓起形成了社会布局的变动，形成了中心集权的减弱，形成了处所权势的强大，由此给社会带来了自在的空间，这是魏晋期间一方面分裂动乱一方面自在活泼的底子启事；第二，士族阶层带来了人的个别认识的觉醒。个别认识的觉醒使具有独立意志和自在思惟的人成为能够，使精力上的缔形成为能够，因此大大鞭策了精力文明的停顿。魏晋期间在思惟、文学、艺术、科学各方面之以是获得了光辉的成绩，其底子启事在此。当然，当时人的个别觉醒根基上还范围在士族成员上，绝大多数人并不具有觉醒的前提。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定了少数人个别认识觉醒的严峻意义。人类统统文明的生长都是金字塔形的，开端的时候老是极少数的、处于金字塔顶的人才气享用文明的服从，不过跟着社会向宿世长，文明就会向下分散，越来越多的人就能够享用这类服从。老是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渐渐地其别人才有能够富起来，一部分人先自发起来，渐渐地其别人才有能够自发起来。这个规律合用于统统的物质文明和精力文明的生长过程，汗青是如许奉告我们的。

谢安的例子申明，在魏晋南北朝期间，那些门阀士族只要有一两小我在朝中做大官，其他成员便能够享用非常优裕的物质糊口，并不需求直接依托天子，乃至底子不需求仕进。并且这些人受过杰出的教诲，在他们的心中便萌发了一种自发，自发本身并非其别人（包含天子）的东西，本身的生命也与其他任何人（包含皇族）一样贵重。当时很多人常常在诗文中感慨生命短促，该当及时行乐。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会感遭到这类激烈的情感，他说：前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古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何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讲到士族，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董仲舒。他向汉武帝建议“免除百家，独尊儒术”，使经他改革过的儒术成为汉帝国的国度认识形状。同时他又建议汉武帝创办太学。太学本是古已有之，是天子和皇族受教诲的处所，范围并不大。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后，就把太学办得很有范围，到东汉末年，乃至庞大到有三万多名门生。因为独尊儒术，以是太学里只教儒家的五经，也就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每一经都找当时最优良的学者来教，这些教员叫“五经博士”，门生则主如果贵族青年和官员后辈。这些受过太学教诲的人成为汉王朝文官的来源，汉武帝今后的文官几近满是从太学中提拔的，以是汉朝太学有点像我们明天的中心党校。当时太学的教员和门生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又是最有能够当官的人。因为中心一级除了太学以外没有别的黉舍，处所上固然另有些官学，但范围不大，程度不高，以是普通人很难接管好的教诲，那么太学的师生就变成当时社会文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把持者。并且这些人的家属常常会世代相传，代代都受过杰出的教诲，代代都有人在朝廷里做大官，读书和当官是其两个首要标记，以是如许的家属就叫作士族。“士族”的“士”最早指贵族当中最低的一级，春秋今后逐步演变为有知识能办事的读书人的代称。因为天子的恩赐和法律的偏袒，这些士族常常获得很多的地盘，又享用免税的权力，很多农夫也志愿地投到这大树底下来找庇荫，成为这些士族的佃客。士族就如许雪球般越滚越大，逐步构成一个个庞大的家属，人数能够多到几百乃至几千。这几百几千人连同大片的地盘，就变成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一个个个人，乃至还具有保卫庄园的武装力量。我们在《水浒传》中读过“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祝家庄就有点像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