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2页/共5页]

魏晋期间中国书法已经完整成熟，篆、隶、真（楷）、行、草，没有一样没有大名家。阿谁期间士族精英分子对书法的爱好几近到了痴迷的程度，凡名流几近没有不看重书艺的。一个大师族里有人字写得好，就会动员这个家属其他有天禀的人，书法技能也就代代相传，乃至于呈现了很多人才辈出的书法家属，这是魏晋之前和今后都未几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最大的两个门阀家属，琅邪（今山东临沂）王氏和陈郡（今河南太康）谢氏都是驰名的书法大族，特别是王氏，可说是中国汗青上最大的书法家属。别的像颍川钟氏、弘农张氏、河东卫氏、安平崔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琅邪颜氏、泰山羊氏、吴郡陆氏，也都出过成群的书法家。魏晋书风的代表人物是钟、王，钟就是钟繇，是钟会的父亲，是魏国的建国功臣，官做到太傅；王就是王羲之，加上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都是东晋人。钟繇和王羲之的真迹现在都看不到了，看到的都是唐人的摹本，王献之的真迹也只剩下《鸭头丸帖》十五字，其他也都是摹本。

中国前人讲“书画同源”，是说中国的画和书法是同一个泉源，都是用羊毫在绢或纸上运转，技能也类似。固然书画同源，但是书在画先，在中国人的眼里，书法是比绘画更高一级的艺术。这一点跟当代人的看法颇不分歧。

不要说王羲之，连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也根基上看不到了。明天晓得的王献之最驰名的作品《鸭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送梨帖》《鹅群帖》和《洛神赋十三行》，除了《鸭头丸帖》，其他都不是真迹而是摹本。清朝乾隆天子曾经同时具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王献之的族弟）的《伯远帖》，感觉非常高傲，特别把它们藏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并将西暖阁定名为“三希堂”。“三希”就是指以上三种书法珍品，“希”通“稀”，罕见之意。乾隆亲身在《伯远帖》开首题了几句话：“唐人真迹已不成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实在乾隆藏的这三件也并非真迹，起码没法鉴定。不过它们即便是摹本，也是唐朝或唐朝之前留下来的，也算相称罕见了。请重视，这三件希世之珍的书者都是琅邪王氏的人，王羲之是王导的族侄，王献之和王珣则是王导的孙辈。乾隆说的“茧纸家风”，恰是说王氏以书法传家的家风。

在魏晋南北朝期间，自东晋今后，北方就为胡人所占据，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好几个朝代。中国文明在长江南北本来就有辨别，到这时辨别就更较着了。这一点在书法上也有反应。北朝的书法持续保存着魏晋之前的古朴，窜改不太大，而南朝的书法却逐步变得“当代化”起来，趋势流丽。北朝的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大多刻在石碑上，南朝的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大多写在绢纸上，又称“帖”。清朝的大臣、大学者阮元特别重视到魏晋南北朝时南北书风的分歧，以为北方的书风刚健，南朝的书风骚美。今后，谈到中国书法就有了所谓碑派与帖派、碑学与帖学之分。阮元倡导以北碑的刚健来弥补帖派的不敷，这个主张当然也不无事理，但厥后被包世臣、康有为大肆鼓吹，仿佛碑派赛过帖派，碑派比帖派还正宗，这就未免言过实在了。实在帖派无疑是中国书法的正宗，因为中国书法特别是二王所初创的“近体”书法，本来就是用羊毫写在绢上或纸上的，流丽是必定也是最正宗的特性。至于碑派（或称北碑或称魏碑），其以是较为刚健，是因为用刀刻在石头上的原因，但用刀刻在石头上毕竟不是中国书法的本来脸孔，而是为了保存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是碑刻，多数还是要先用笔写好再刻。以是恰当倡导北碑，以其刚健之风弥补帖派的某些不敷是能够的，如果硬要把北碑视为正宗，偏要用羊毫写出刀刻的味道，就未免矫枉过正了。仿佛马拉车、牛犁田，本是顺其天然，现在非要用马来犁田、用牛来拉车，当然也能够，但必然要说如许才对，那就有点莫明其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