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荆州刺史王睿，与长沙太守孙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州郡举兵讨董卓，睿与坚亦皆起兵。睿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扬言抢先杀寅。寅惧，诈作按利用者檄移坚，说睿罪恶，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承檄，即勒兵袭睿。睿闻兵至，登楼望之，遣问：“欲何为？”坚前部答曰：“兵久战劳苦，欲诣使君求资直耳。”睿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府君何故在此中？”坚曰：“被使者檄诛君！”睿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坚前至南阳，众已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坚诱而斩之；郡中震栗，无求不获。前到鲁阳，与袁术合兵。术由是得据南阳。表坚行破虏将军，领预州刺史。诏以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刺史。时寇贼纵横，门路堵塞，表单马入宜城，请南郡名流蒯良、蒯越与之谋曰：“今江南宗贼甚盛，各拥众不附，若袁术因之，祸必至矣。吾欲征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众不附者，仁不敷也；附而不治者，义不敷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征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术骄而无谋，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若令人示之以利，必以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威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公路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善！”乃使越诱宗贼帅，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而取其众。遂徙治襄阳，镇抚郡县，江南悉平。
丁亥，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以罪过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成胜计。悉驱徙其馀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卓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馀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先从足起。
卓议大出兵以讨山东。尚书郑泰曰：“夫政在德，不在众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泰曰：“非谓其然也，觉得山东不敷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将帅，闲习军事。袁本初公卿后辈，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父老，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也。况王爵不加，尊卑无序，若恃众怙力，将各棋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也。且山东承常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拥之觉得虎伥，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风以扫枯叶，谁敢御之！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自亏威重也。”卓乃悦。
卓大会公卿议，曰：“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雒阳，于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谶》，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百官皆沉默。司徒杨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盘庚迁亳，殷民胥怨。昔关中遭王莽残破，故光武更都雒邑，积年已久，百姓安乐。今无端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轰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谶》，妖邪之书，岂可托用！”卓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兼并六国。且陇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灶，并功营之，可使一朝而办。百姓何足与议！如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可令诣沧海。”彪曰：“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太尉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安闲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卓意小解。琬退，又为驳议。仲春，乙亥，卓以灾异奏免琬、彪等，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固谏迁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劝用善士，故卓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庚辰，收琼、毖，斩之。杨彪、黄琬惊骇，诣卓谢，卓亦悔杀琼、毖，乃复表彪、琬为光禄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