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五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敬，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养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可贵，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遗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拘系不下，会免；逃亡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宿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无益于公家也。孝文时，吏居官者或宗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堆栈吏以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高低相望，莫有轻易之意。厥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叉门路。中材苟容责备，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得志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整天子悔之，下圣旨，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觉得国度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敬难危，乃能使下。孝宣天子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滋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意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情面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极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度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眛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绩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匆急乃求，非以是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驰称呼者，天子纳而用之。
六月，立鲁顷王子部乡侯闵为王。
上以寝疾，尽复宿世所尝兴诸神祠凡七百馀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上既改号月馀，寝疾自如。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觉得不成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八月，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能够永安国度。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圣旨，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伏法。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建平四年戊午，公元前三年春，正月，大旱。
上以寝疾不决，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不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当病笃，不该召。室家或谓当：“不成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觉得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不准。三月，己酉，当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