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必然的规律可循。比方明朝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朝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明有效“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性，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分歧，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佳构等等，这些都是鉴定事情中值得重视的处所。
由此可见，辩白胎釉的体例是，既要用目光辨其光彩，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声响。能够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大要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容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特别该当慎重研讨。如果满足于部分的特性符合而失于团体的前提分歧，或只看表面而忽视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以是说外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体例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分歧的结果。
总之，察看款识既要重视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布局等各方面，也该当晓得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分歧的处所，只是在气势及色彩上不恰当期间特性。是以务必相互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考虑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另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伎俩，首要仍须按照外型，其主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性，如此步步深切，才能够具有比较可靠的辩白才气。
明、清瓷器除普通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多数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处所窑写款的极其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另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美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扶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百口清吉，后代安然，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服膺，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春季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积年长远之证也是不成靠的，又如普通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分歧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天然呈现的特性，但是后代仿品一样能凭人力作出类似的片纹。特别是雍、乾期间景德镇仿官、仿哥的成品最能乱真，略不经心极易混合。是以仍需进一步察看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性，能够当作分别期间的一条线索。
辨别胎质主如果察看底足。大抵说来，元朝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四周无釉的），清中叶今后则露胎者渐少。但不管任何期间的器皿，在圈足的边沿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多数能够看出胎质火化的特性。比方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致并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乃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记取胎土淘炼体例跟着期间的推移而不竭进步，同时也天然构成了迟早、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朝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朝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构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摩多有温润细致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