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边疆清除（《百官志》作“清肃”），城隍脩理，为镇防之最。在停止考课时，考官便按照这“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把被考人的考成好坏和所得的善最多少，辨别为九等。其详细分等体例，据《新唐书·百官志一》所载：
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1、2、三人之限（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籍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
魏晋今后，诸州皆置大中正，以鉴别流品，隋时避杨忠讳，改成州都，而去中正之名。
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高低考，进二阶；
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精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
武则天载初元年（公元689年）仲春，亲身在洛阳殿策问贡士，开后代科举轨制殿试之先例。不过，唐朝的殿试，只是在特别环境下才停止的，并没有成为轨制。
明经、进士两科，最后只是试策，测验的内容是经义或者是时势。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进士科加试读经史一部。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进士科加试帖经。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明经加试帖经，进士加试杂文。这类测验体例，侧重帖经，士子死记硬背，毫无实际意义。至玄宗时，又规定加试诗赋，据《新唐书·杨绾传》载：
最后再谈谈唐朝官员的俸禄以及致仕轨制。唐朝官员从当局那边所得的俸禄包含禄米、地盘、俸料三大项。
如果以上事情不犯不对，便一概以“准职分无失”措置。也就是说，在考第时，只要能获得中中，四年以后，便能够升迁一级。但如果户口、田亩有增损，公事有得失，那么就要酌情进考或减考，《通典·推举三》说，州县户口增益非常之一，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户口减损非常之一，降一等，农业收成增加非常之二，进考一等，减产非常之一，降考一等。如果各方面都有成绩，能够累计加等。在封建社会，农业是国度的底子，农业人丁和地盘的增减，粮食收成的吵嘴，常常直接影响到国度的盛衰，唐王朝之以是采纳这类起落奖罚的体例，就是为了使处所官吏能各尽其职，尽力做好本职事情，以使封建王朝能够长治久安。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间，中心集权制进一步加强，对官吏的挑选和考查也更加正视，据《资治通鉴》卷194的记录，唐太宗说过：“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鄙人，虽亲不消”。他对统统官员非论职位凹凸，每年都需颠末必然的考课，称为小考。每隔三年（偶然也有四年或五年），又停止一次大考。小考评定被考者的品级；大考则综合三年（或四年、五年）中的品级以决定起落奖惩。这项严厉而沉重的事情是由尚书省的吏部主管。吏部下下有考功司，这个司就是专门卖力考课官吏的机构。在考功司中设有郎中、员外郎各1人，考功郎中品秩从五品上，卖力京官考课；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卖力外官考课。因为他们的品秩较低，只能卖力四品以下官吏的考课，对三品以上的大臣，必须报呈天子亲身讯断。为加强考课事情的严厉性和权威性，唐制还规定由大臣两人担负考校使，分校京官、外官的考课。又规定，由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别离监察考课的停止，称为监考使。这类轨制在贞观初期就已经建立了。《新唐书·百官志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