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实在难堪了这班人一回，这些人本不认同洋报酬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乾国创办洋务，今后少了一大停滞。”伊藤博文叹道，“当时我还觉得，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料他又能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他是真正的天下奇才！可惜生在乾国，而不是日本！”
听到这里，林逸青明白了过来，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听到这些在后代也称得上是“振聋发聩”之言，林逸青不由得寂然起敬。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或谓：现下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何曰非能？商市之兴衰，货色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干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贸易至本日而愈繁，商术至本日而愈巧。西欧诸国，每有国用不敷之时，便假贷于钱商，以济水火，事毕了偿本息，故时能转危为安，此为‘借米为炊’之法，彼国可用，我何不消之？……”
而林义哲的奏折内容，现在竟然出自一名日本艺伎之口，更令他震惊不已。
“诗织，你可晓得，林文襄这个折子内里，说的最好的，是哪一处？”伊藤博文的问话将林逸青的思路拉了返来。
林逸青之以是如此说，是因为熟谙近代汗青的他晓得，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难堪了那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太久太久！
“诗织为何发笑？”伊藤博文好似猜到了如月诗织想起了甚么，笑着问道。
听了如月诗织的答复，伊藤博文放声大笑起来。